健康者憑借了什麼東西把未來預測得更準?把現實問題解決得更穩妥?對人們的麵目認識得更清楚了呢?是什麼因素使他們能夠容忍或者享受未知的、無結構且意義不明的、神秘的事物?為什麼健康人的希望和願望對他們知覺的歪曲程度這樣小?
這是因為健康的人，各種機能聯係性比較強，這其中也包括各種感覺，這些感覺使聯覺在原則上成為對於獨立的感覺的孤立研究更為根本的研究。不僅如此，作為一個整體的感覺係統與機體的運動方麵是聯係在一起的。對於這些相互間的聯係需要更多的研究。
對於內在意識，存在認知，啟發、超越各人的和超越人的知覺，神秘體驗和高峰體驗的認知方麵等等，都需要進一步研究。積極情緒的正麵影響
積極的情緒可以表現為神情愉快、坦然從容、滿足，也可由憐憫、同情、博愛引起。
對於嬉戲、高興、玩耍、遊戲、消遣沒有充分的理解。
狂喜、鼓舞、熱情、振奮、快樂、異常歡欣、幸福、神秘體驗、政治和宗教上的皈依體驗，情欲高潮所產生的情緒。
心理病態者與心理健康者之間的區別在鬥爭、衝突、焦慮、內疚、挫折中得到充足的體現。在開朗者身上，這些情緒才能夠是好的影響。
對於情緒的組織性的和其他好的、適意的作用的研究比對其瓦解性作用的研究少。在什麼情況下，情緒與知覺、學習、思想等的功效的增加有關係?
認識的情緒方麵，比如，頓悟使人情緒激昂，了解使人沉著，對於惡劣行為的深刻理解產生接受和寬恕。
愛情和友誼的感情方麵，它們帶來的滿足和快樂。
健康者的認知、意動以及情感之間是相互配合的，絕不是對抗性或相互排斥的，對此我們必須找出原因，找出基本的機製排列。比如，健康人的下丘腦和大腦之間的聯係與眾不同嗎?我們必須了解，如：意動和情感的動員怎樣幫助認識，認識與意動的合作支持怎樣影響情感，等等。應該把心理生活的這三方麵放在它們的相互聯係中來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研究它們。
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心理學家把吃、喝、抽煙等感官滿足放在了重要位置，而把鑒賞力放在次要位置上。
建設尤賽琴的背後是什麼衝動?什麼是希望?人們為什麼編造、設計、創造關於天堂、健康生活和更好的社會的想象?
景仰意味著什麼?敬畏和驚異又各代表了什麼?
如何使對靈感的研究更進一步，又怎樣激勵人們奮發向上，為著更好的目標奮鬥?等等。
為什麼歡樂比痛苦消逝得更快?如何使歡樂、滿足、幸福感常新?我們能否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而不會對它們熟視無睹?衝破盲目防禦的內驅力
父母出於什麼動機而喜愛自己的孩子，而人們要孩子的動機又是什麼?他們為孩子甘作犧牲的動機是什麼?或者說，為什麼有些行為被他人看來是犧牲，而父母卻不感覺如此?
研究正義、平等、自由，研究對於自由和正義的渴望。人們為什麼會不惜付出巨大代價甚至不惜犧牲生命為正義而鬥爭呢?為什麼有人會不計個人利益幫助遭受蹂躪、遭受非正義對待的人以及不幸的人?
人類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衝動和內驅力的攻擊，但人們對此己有所防禦。當然，盲目的衝動也會出現，但不是單獨出現，兩種情況加在一起就完整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隻研究了挫折的致病作用，忽視了它的“導致健康”作用。
體內平衡，均衡，適應，自衛本能，防禦以及調節，這些僅僅是消極的概念，我們必須補充積極的概念。一切似乎都是旨在保護生命，很少努力使生命有意義，他的困難不是掙飯吃，而是在不吃飯的時候保持不厭煩。假如從自衛本能的角度上我們把機能心理學用來對有用的研究，那麼它的外延，超越人性機能心理學就是從自我完善的角度來研究有用。
人們往往不注重高級需要以及高級需要與低級需要之間的區別，而這種態度的後果將使人們更感沮喪。滿足導致的不是欲望的終止，而是在暫時的滿足之後，高級欲望和高水平的挫折的出現，以及重新恢複不平靜和不滿足。
食欲，愛好和味道，以及野獸般的，生死攸關的饑餓和不顧一切的食欲。
希望完美，追求高尚的情緒渴求(相當於掛正一幅歪斜的畫、完成一件未完成的工作或苦思一個未解決的問題的衝動)。尤賽琴衝動，改進客觀世界，糾正錯誤的欲望。
弗洛伊德以及學院派心理學家對於認知需要的忽視。
美學的意動方麵，審美需要。
我們雖還不十分明了英雄們、愛國者以及殉道者的行為動機，但我們也知道如果隻用弗洛伊德主義的“不過是”和還原論是解釋不清健康人的。
那麼是非心理學和倫理、道理心理學呢?
科學心理學、科學家心理學，知識心理學，關於對知識的追求的心理學，關於追求知識的衝動，關於哲學衝動的心理學。
鑒賞、冥想、沉思。
通常似乎是把性交當作怎樣避免瘟疫的問題來討論。這種看法錯在把性交的弊端擴大化、嚴重化、單一化，性交或者應該是一種非常快樂的消遣，而且它很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醫療和教育手段。限定智力的思想傾向
我們限定智力的思想應傾向於根據現在怎樣而不是應該怎樣，智商的整體概念與智慧涵義不一樣，它屬於純技術概念。比如，戈林的智商很高，但從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說卻是個蠢人，他無疑是個惡人。我不認為確立高智商這樣一個具體的概念有多麼大的害處。問題僅在於，在一個以此限製自己的心理學中，更重要的主題——智慧、知識、洞察力、理解力、常識、良好的判斷力——被忽視了，以利於智商，因為它在技術上更令人滿意。當然，對人本主義者來說是個惱人的概念。
提高智商的有效智力、常識、判斷力等的法寶有哪些?我們隻知道什麼東西不利於它們，而不知道什麼東西對它們有利。是否可能出現智力心理療法?
一個智力的機體概念?
這種智力測驗在多大程度上與文化背景相關聯?
見解的改變、皈依；精神分析的頓悟；突然理解；原則知覺。
智慧與良好的趣味、道德、仁慈等的關係是什麼?
純知識的性和生產的研究在心理學中應該占有重要位置。關於思維，我們應該更多地注意研究新穎、獨創性、產生新思維，而不是為在思維研究中使用的先定智力測驗尋找答案。既然最佳狀態中的思維是創造，為什麼不研究它的最佳狀態?
柏格森主義的直覺。所謂直覺的人怎樣如此迅速地得出正確結論?
科學和科學家的心理學。哲學和哲學家的心理學。
如果一個身體健康、思維也極其靈活，那他不僅僅有杜威型的思維。即，由某個打亂均衡的問題或者麻煩所刺激，問題解決後即消失。思維同時也是自發的、愉快的，並且常常自動地、毫不費力地產生出來，就像肝髒分泌膽汁一樣。對這樣的人來說，做思維動物是享受，他們用不著在受折磨或煩惱時才產生思維。
思維有時也是相混的，無方向性、無組織性及無動機無思維。幻想，夢想，象征主義，無意識思維，稚氣的情感的思維，精神分析的自由聯想，這些按照它們自己的方式都是生產性的。正是借助於這些方法，健康者得以做出那麼多結論和決定，它們在傳統上與理性對立，但實際上與理性是合作的。
客觀的概念無偏見、被動地對現實的本質做出反應，不摻雜任何個人或自我的成分，問題中心而不是自我中心的認識。順應欲望的發展
我們應該把任何形式的自我實現的失敗都歸在心理病理學病例，這其中包括健康人和精神病患者，盡管前者的狀況不像後者那樣明顯、緊急。
積極地理解心理治療的目標和目的有一定的意義。當然，對於教育、家庭、醫療、宗教以及哲學的目標也應這樣看待。應該強調好的和成功的生活經驗的治療價值，例如，婚姻、友誼、經濟上的成功，等等。
臨床心理學的研究範圍要比病態心理學的研究範圍要廣，臨床心理學還可以研究幸福、成功以及滿足的個人實例。臨床心理學既可以研究健康又可以研究疾病，既研究強健、勇敢、仁慈的人又研究軟弱、膽怯、殘酷的人。
病態心理學不應該僅限於研究精神分裂症，還應該研究像玩世不恭、獨裁主義、失樂症、喪失價值觀念、偏見、仇恨、貪婪、自私等等這樣的問題，這些表現在價值觀念看來都是嚴重疾病的表現。而從技術角度看，早發性癡呆、強迫性行為以及憂鬱症也是嚴重疾病的表現，因為它們限製了效率。
不過，如果希特勒或者墨索裏尼當時因為嚴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倒台，那是上帝的賜福，可不是災禍。按照積極的注重價值的心理學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努力方向使人在價值意義上變壞或使人得到空間的阻礙。因此，從社會角度看，玩世不恭當然比抑鬱症更重要。
既然肯為犯罪行為耗費時間，為什麼不同時研究遵守法律，參與社會，社會道德感，社會感情?
除了研究好的生活經驗的心理治療作用，如婚姻，成功，生兒育女、戀愛、教育等等，我們還應該研究壞體驗的心理治療作用，特別是不幸，也包括疾病、匱乏，挫折、衝突，等等。健康者甚至似乎能將這類體驗化弊為利。
研究富有生命力的人對於生活的希望，對於死亡的抵抗，他們的熱情。
由於對病人的研究，我們得到了人格動力、健康以及調節的有關知識，而現時對健康人的研究將改善這些知識，也能直接教給我們心裏健康的知識。而且我肯定，還將教給我們遠遠多於我們現有水平的關於神經病、精神病，心理變態和超越性的心理病理學的知識。
對能力、智能、技術、技藝的臨床研究。
實際上，我們的研究有所失調，我們對智者的研究要比對低能者的研究少得多。
如通常所說，挫折理論是殘廢心理學的一個好例子。許多關於兒童養育的理論都以最初弗洛伊德的方法將兒童設想為一個純粹保守的機體，緊抓住已經完成的順應，沒有繼續新的順應，按自己的風格成長，發展的欲望。
直到現在，心理診斷的技術應用在病狀的診斷上，而非健康的檢查上，我們沒有為自我力量、健康、自我實現、創造力、疾病抵抗力來測驗，主題理解測驗或者明尼蘇達多祖人人格檢查表的常模。大多數人格調查表仍舊遵從伍德沃斯最初的模式，它們開列了許多病狀，好的或表示健康的測驗評分就是對於這些病狀缺乏反應。
人們的能力是能夠用心理治療的方法而加以改進的，而忽略對治療後的人格的研究則是失去一個了解人們最佳狀態的機會。
對於“高峰者”和“非高峰者”的研究，即對有高峰體驗和沒有高峰體驗的人的研究。限製人性發展的因素
饑和渴是動物心理學中的重要研究課程，我們之所以沒有進行一些高級課程的研究，是因為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白鼠是否有任何可與我們對於愛、美、理解、地位等的高級需要相比的東西。用目前動物心理學家所掌握的方法我們怎麼能夠知道呢?對於我們人類來講，這種絕望的老鼠的心理學最要不得，這些老鼠不是被逼在死亡線上，就是由於害怕電擊和疼痛而萎縮逃避。在這樣一種處境裏，人類是很難認識和發現它們自身。類似一些研究也在猴子和猿身上實驗過。
從重視程度上考慮，對理解和洞察力的研究要比對智力的高低水平、思維的簡單而複雜程度以及機械識記、盲目聯係學習法上要重得多。對於一般動物的研究常使人忽視動物智力的高級水準。
當哈日邦德指出一隻老鼠能夠同人一樣繞出迷宮之後，迷宮就不應當再作為研究智力的工具。我們早已得知人類比動物具有更高的學習本領，任何不能顯示這一區別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測量一個在低矮的屋頂下彎腰弓背的人的身高，在這種情況下，測量所得到的隻是屋頂的高度。以迷宮作測量智力工具的遊戲是無法測出其智力高低的，也不能探知老鼠的潛力有多大?這種傳統研究方式隻能造成一種結果——限製人性發展。
顯然，以高級動物作為研究對象能夠獲得更多的有關人類心理的成果。值得深深反思的是，研究對象為動物的研究勢必把人類所特有的能力扼殺，比如說慚愧心理，運用符號和語言的能力、愛情、幽默感、藝術審美力、良知、內疚感、愛國主義、理想追求、詩歌與音樂創作，哲學與科學研究等。
動物心理學對於研究那些人類與靈長類共有的特點是有幫助的，然而，對於人類所獨有的能力和比動物更高級的能力的研究卻力有未逮。文化是問題還是機會?
在健康人身上，模仿、暗示、仇恨、敵意等屬於次要力量，因此社會心理學不應隻注重它。
應當研究民主製的理論、無政府主義的理論。研究民主的人際關係，民主的領袖。研究民主政體的權力，民主製之中人民的權力，民主領袖的權力。研究無私的領袖的動機。健康的人厭惡對他人有控製權。低上限的、低等動物的權力概念過多地控製了社會心理學。
原來的社會心理學隻注重對競爭的研究，而很少對利他主義、友好無私、合作的研究。而且，對於自由和自由人的研究在社會心理學中幾乎沒有或根本沒有位置。
文化是怎樣改進的?異端的存在有哪些好作用?我們知道，沒有異端，文化絕不能前進或改善。異端沒有得到更多的研究的原因在哪裏?它們為什麼一直被視為病態畸形的東西?它們為什麼不屬於健康範疇?
在社會領域內，對兄弟般的關係，平等主義的研究應受到對階級、社會等級、以及統治的研究的同樣的重視。
談及文化與人格的關係時，人們往往把原動力作為文化，原因在於文化的力量強大，但同時，它也受到人們更強健、更健康的抵抗。文化適應隻在某種程度上對一部分人起作用。對於獨立於環境的情況，應進行研究。
民意測驗的基礎是不加判斷地接受關於人的可能性的一個低限度的概念，即，假定人們的自私或純粹的習慣決定著人們的表決結果。這是事實，但隻是人口中99％的不健康者的事實。健康的人至少是部分地根據邏輯、常識、正義、公平、現實等等來投票、販買或作出判斷的，甚至當出於狹隘、自私的考慮，這樣做有損於自己的利益時，也是如此。
在民主政體的國家中，尋求領導地位的人往往是為了有機會進行服務而不是控製別人。為什麼這個事實遭到如此嚴重的忽視?盡管在美國曆史和世界曆史上它一直是一種意義深遠的重要力量，但一直完全遭到忽視。很明顯，傑弗遜決不是因為權力能為自己帶來私利才尋求領導地位的，而是他感到他應該奉獻自己，因為他能夠將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們應當把研究對象定為有責任感、社會義務感、社會道德心、以及誠實、正義的人，這樣才更有意義。
應當研究社會運動的參加者，為原則、正義、自由、平等而戰的戰士，研究理想主義者。
應當研究偏見、冷落、被剝奪以及挫折的積極作用。心理學家很少研究病態心理的豐富的多麵性，遭到排斥也有好的後果。特別是那種值得懷疑或內容不健康的文化更應該擯棄，雖然對於個人來說也許是一種痛苦，但確確實實是件好事。自我實現的人常常這樣自我排斥，他們對於自己不讚同的亞文化群退避三舍。
相對而論，我們對於暴君、罪犯、心理變態者的了解遠比對聖徒、騎士、行善者、英雄、無私的領袖的了解多得多。
習俗有好壞之分，好習俗積極、健康，是健康與病態社會中互相對立的價值觀，“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也是如此。
善良、慷慨、博愛、慈善在社會心理學教科書中幾乎沒有被提及。
富有的自由主義者，如富蘭克林·羅斯福，托馬斯·傑弗遜他們不惜犧牲自身的經濟利益，為正義和公理而鬥爭。
能夠反映對猶太人和黑人關心友愛的書可以說是屈指可數，但描寫對猶太人、黑人敵意的書卻多得不計其數，這反映出我們側重於敵意，而忽視了對利他主義、對不幸者的同情和關心。
應該研究運動、道德、公理、正義感以及對他人的關注。
有關愛情婚姻以及友誼等方麵內容應做為人際關係和社會心理學中的一部分而被進行研究和探討。但目前這些問題很少被教科書涉及。
心理健康者對於推銷、廣告、宣傳、意見、建議、模仿和威望的抵製能力以及獨立自主性要比一般人高，這些心理健康的標誌應該由應用社會心理學家進行廣泛研究。
成長趨勢和內在力量的成熟，社會心理學必須擺脫這一桎梏，它應當研究具有活力的因素。
除去心理學家無人能夠提供人類經驗性的價值觀念係統，這一任務本身引發了眾多的問題。
實際上，心理學的研究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是以失敗而結束的，因為它被作為一門技術而應用在己知領域。實際上，二次大戰後心理學研究沒有取得新的成果，盡管某些研究可能獲得進一步發展。許多心理學家和其他一些科學家與那些隻關心贏得戰爭、不關心贏得和平的目光短淺的人為伍。他們隻把戰爭視為一場軍事角逐，而沒有揭示出戰爭的實質，戰爭實際上也是一種觀念與另一種觀念之間的鬥爭，但心理學家卻沒有認識到這個特性，沒有任何原則把技術與科學加以區別，也沒有任何價值理論使人們認清什麼是民主的人民，認清為什麼而戰，認清戰爭的側重點在哪裏和應該在哪裏。這些心理學家隻研究涉及手段的問題，而不研究有關目的的問題，他們既可以被民主的力量利用，也可以被納粹主義利用，他們的努力甚至幾乎無助於本國抵抗獨裁的力量的增長。
社會製度、文化本身經常被視為一種改變、強迫或抗拒個性的力量，而不把它正確視為滿足心願，加速成功、創造美滿的力量。文化是一係列的問題，還是一係列的機會?文化塑造論很可能是長期同病態心理打交道的結果。以健康心理為對象的分析表明，文化是提供各種願望滿足的水庫，這一觀念同樣適合於經常被看作是起塑造、訓練、影響個性作用的家庭。引導生活的崇高目標
每個人都應該把擁有良好的人格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之一。良好的方法是一個人獲得不竭動力的保證。而剛毅頑強的精神，作為一種向上的因素，使他的動機保持穩定並受到刺激。人生最好是有一個較高的目標，但是這一目標的重要性，並不是我們每個人都能認識到的。對大多數人來說，生活就是在生命的海洋“隨風漂流”，他們沒有考慮這種生活方式究竟意味著什麼。要知道，漫無目的的生活是十分危險的，每一個不想遭遇災難和毀滅的人，都應該立即警醒，終止這種漫無目的的漂流。
生活中沒有固定目標的人，他的言行舉止很容易受到情緒的影響，哪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也會讓他煩惱、恐懼、憂慮。他的承受力就像一根葦草一樣脆弱，任何的風吹草動，都足以使他摧折。幹任何事情，他總是要左顧右盼，前怕狼後怕虎，他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和頑強的鬥誌，最終，他也不能逃脫失敗和不幸。
因此，軟弱無能往往是和生活沒有目標聯係在一起的。實踐出真知，鬥爭長才幹。隻有樹立一個切實可行的目標，並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才能使自己變得越來越有力量，才能使自己逐漸成熟起來。
堅持一貫的目標是十分重要的。一個人即使遲鈍愚蠢，隻要他鍥而不舍，持之以恒，也會取得一定的成績。莎士比亞指出：“一棵質地堅硬的橡樹，即便用一柄小斧去砍，那斧子雖小，但如砍個不停，終必把樹砍倒。”
迪士累利先生說過：“不向上看的人往往向下看，精神不能在空中翱翔就注定要匍匐在地。”喬治·哈伯特極有見地地寫道：“職業低下的人，如果把目標定得較高，他也可以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不要讓精神消沉，一個壯誌淩雲的人肯定會比一個胸無大誌的人有出息。”
一個具有崇高生活目的和思想目標的人，毫無疑問會比一個根本沒有目標的人更有作為，有句蘇格蘭諺語說：“扯住金製長袍的人，或許可以得到一隻金袖子。”那些誌存高遠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必定遠遠離開起點。即使你的目標沒有完全實現，你為之付出的努力本身也會讓你受益終生。
合理的目標也就是創造的力量。如果你不想虛度此生，那麼就應當從現在做起。如果你還沒有確定一個恰當的目標，那麼，先不折不扣地完成手頭的工作，不管這一工作是多麼微不足道。隻有通過這樣的方式訓練，你才能逐漸地注意力集中，才能養成果敢的性格，才能有充沛的精力，為你將來完成更高的目標打下基礎。
人命定是自由的。我們通過我們所作的自由選擇創造我們自己，我們有能力選擇不同的行動路線。
但是，我們常常如此深深地沉溺於成規之中，陷入到現實的例行要求和從眾的壓力之中，以至於我們都看不見我們的生活中還有其它的選擇，更談不到這樣去做了。我們的抱怨常常遠遠超過我們的行動，我們傾向於把注意力放在那些阻撓我們意圖的人身上。
“隻要那個人沒有毀掉我的前程，我就要……”
“要是我有機會遇見那個好人……”
“要是我能碰到好運氣……”
“隻要我能清除掉我習慣的傾向，我就……”
“要是其他人像我一樣的可靠和體貼……”
“要是我具有多種經曆的優勢……”
“要是世界不變得如此激列的競爭……”
“要是給我提供了展示我才能的機會……”
這些抱怨以及其它無以數計的類似抱怨，與“我是我命運的主人，我是我靈魂的主宰”的觀點格格不人。人們普遍地認為命運主宰著他們，他們從未有足夠的機會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我們從未感到自由、從容地把握著我們的命運之舟沿著正確的航向前進。相反，我們常常感到被人控製，不顧一切地試圖防止我們命運的小船在生活的驚濤駭浪之中傾覆。
最終的結果是，當人們想“自由”時，他們常常憑幻想作出浪漫的結論，認為自由就是“擺脫”擔憂和責任，想象存在著一個任何事都是可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的世界。然而，盡管這個幻想可能是吸引人的，但是，這卻是對自由的錯誤和不現實的理解。真正的自由意味著：從可供選擇的多種可能性中作出深思熟慮的選擇，這個選擇反映了你真正的願望和最深刻的價值觀，堅決抵製迫使你的意誌自由向外部的或內心的力量妥協的壓力。
個人自由最重要的因素是，它必然要涉及到個人的責任，個人的責任是人們為什麼不願意擁有自由，而積極地去“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如果你承認你的選擇是自由的，那麼，你必須承認你對你選擇的結果負責任。當你獲得成功時，對你的成功承擔全部責任很容易，但是，當失敗發生時，人們就傾向於躲避掩蓋，或責備他人，或譴責他們無法控製的力量。我們上述所列的“要是……”的幾種抱怨，就很準確地表現出了這種心態。許多人都表現了這樣的信仰：如果不是外界原因的幹擾，我們就能達成我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這些解釋不過是借口而已。設法逃避自由的努力是不合邏輯的，它們代表了否定自由和責任的軟弱和不真實的企圖。
顯而易見，你能夠進行自由的選擇。但是，你怎麼能確定這一點呢？你的遺傳基因不僅僅決定你的性別、種族、身體特征，而且也影響你的人格。例如，使同性別的雙胞胎（因此具有同樣的基因“指紋”）在出生後就分開，並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對其所作的研究得出了有爭議的（雖然複雜的）結果。數年後，盡管他們在出生後的經曆方麵有很大的差異，但是，有的雙胞胎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同樣的舉止和幽默感，相同的子女人數，相似的職業和愛好——所有這一切都顯示了基因因素的影響。
我們知道，環境在塑造人們的性格和人格方麵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兒童的確就像海綿一樣，他們吸取他們周圍所有的信息和影響，並把這些因素融入到他們的思想和行為之中。我們的態度、價值觀、信仰、興趣以及與他人聯係的方式——所有這些和其它的特質都要受家庭、朋友和文化的影響。這是一個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為他人著想、承諾和守信等正確的價值觀就會代代相傳，而種族主義和暴力等消極的行為，也是通過這個過程而得以長期存在的。
如果我們的基因遺傳和環境條件在塑造我們自己的人格方麵具有如此大的力量，我們又何以有可能認為我們能進行自由的選擇呢？盡管在我們早期的發展過程中要受到環境和遺傳的影響，但是我們的大腦和我們的思考在不斷地成熟。你的經曆不僅在逐漸豐富，而且你還會對這些經曆進行思考，並從中學習。你不是簡單地接受他人的看法，而是逐漸地具備了對他人的意見進行審視，並確定它們對你是否有意義，你是否應該接受的能力。因此，雖然你可能與你的父母或你所接受的主流文化有很多共同的信仰，但是，也可能在許多其它的問題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例如，你的父母可能會認為性生活應從婚姻開始，或認為對職業而言最重要的是工作有保障，但是，你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可能會與你的父母迥然不同。
對你的人格來說也是如此，雖然你的遺傳基因和早期的經曆可能會決定你人格的框架，但是，你未來的自我究竟怎樣則完全取決於你自身的努力。例如，你的人格可能綜合了你父母許多積極的品質，而摒棄了你不喜歡的品質——如脾氣急躁。你能決定不讓這個脾氣在你的人格中占據主導地位，或不恰當地表現出來。用堅定的意誌，你可以成功地控製和改掉這個脾氣，雖然其中偶而也會有失誤。換句話說，在你早期的發展過程中，你能夠形成一種人格傾向，並在後來的發展過程中，根據你個人的目標對自己的人格進行再塑造。同樣，如果在你早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你不滿意的品質，如膽怯、害羞、悲觀、遲鈍、消極等，那麼，你會意識到這些品質並不代表你的一生都是如此，你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成為你所滿意的人。這就是自由的本質，自由的選擇意味著要正視現存的環境，從有限的條件中作出選擇，努力按未來的目標重新塑造現在。
然而，自由並不意味著無限的和沒有限製的選擇自由——這種自由觀是一種幻想，是不切實際的一種觀點。自由並不是存在於真空之中，它總是包括具體的選擇自由和有限的可能性。在分析你的人格時，你可能會感到你也常常缺乏自信心，並被毫無安全感所困擾。在回顧你個人的曆史時，你可能發現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情感是由於你的父母批評多而表揚少、不能給予形成穩定的安全感和自我價值所需要的個人支持而造成的。你可能發現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其它的因素也對你這種情感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離婚或求職遭到拒絕等痛苦和令人失望的事情。所有這些經曆都會對你人格的形成產生影響，而且，這些過去的事情已經不能被改變了。因此，對你來說，重要的是：你現在打算做什麼？你該如何對待這些事情對你現在思想和行為的影響？這是自由選擇的切入點。雖然你不能改變已經發生的事情，但你可以控製你如何對待已經發生的事情。你可以選擇讓這些已經過去的事情繼續影響你的人格，你也可以選擇一條不同的生活道路來超越這些影響，塑造你的未來。
人並不完全是被決定和被限定的，人可以決定他自已，無論他是向環境屈服還是勇敢地麵對它們。換言之，人最終是自我決定的。人不是簡單地存在著，而總是決定他的存在是什麼，以及以後他會成為什麼。無論我們的生存環境是什麼，我們總是保留了人的自由的最後僅存的東西——在既定的環境中選擇個人態度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