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內各派倒蔣如此踴躍，反蔣聯合陣線如此強大，而終不免於失敗。軍事方麵的失敗，已如上述。在黨務方麵，汪精衛早於1930年3月24日就促閻錫山從速組織政府。當閻就任陸海空軍總司令之日，汪係人物陳公博、王法勤等已抵太原，籌商組織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團結各派重組國民政府。但是由於改組派與西山會議派雖在反蔣上同仇敵愾，但在意識形態與曆史背景上，猶如水火，經過多月舌戰，才於1930年7月13日獲致共識，始與閻、馮以及其他地方實力派，共同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發布由汪起草的《黨務聯名宣言》。此一宣言可說是對蔣掌握最高權力以來的清算，很可以借此了解何以蔣介石成為黨怨所集的眾矢之的，複由才子汪精衛執筆，自是千古名文。例如它說：
本黨組織為民主集權製，某則變為個人獨裁，偽三全代表大會指派圈定之代表，數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本黨政治，在扶植民主政治，某則托名訓政，以行專製，人民公私權利，剝奪無餘，甚至生命財產自由，亦無保障，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去歲以來，分崩離析之禍，皆由此釀成也。某不唯不怍，且方以摧殘異己、屠戮無辜為快心之具。同人等痛心疾首，務以整個之黨，返之同誌；統一之國，返之國民，在最短期間，必依法召集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除過去之糾紛，掃蕩現在之障礙，使本黨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實現。同時並根據總理十三年11月北上宣言，召集國民會議，使人民迫切之要求，得以充分表現，而本黨為人民謀解放之主義與政策，得以在會議中與人民意誌合為一體。此同人等認為黨國目前切要之圖，謹以精神結合一致，共同努力，克日成立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以樹立中樞，俾關於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會議之籌備，與夫一切黨務之進行，得所指揮。望我全體忠實同誌，一其心力，以濟艱難，一切睚眥之見、意氣之爭，皆當去之務盡，內以自固，外以禦侮，黨國安危，實係於此，敬布腹心，惟共鑒之！
這是說國民黨已淪為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以致黨既不黨，國亦不國”。文中之“某”，即蔣介石也。
十七年間，本黨於軍事上既統一全國，其在同誌，以為破壞已終，建設方始，欣欣然望訓政之實行；其在國民，亦本於厭亂思治之心理，相與為永久和平之禱祝。然曾不一年，而內戰複起：十八年間，長江黃河西江三大流域，滿染國民革命軍相斫之鮮血，人民生命財產，隨以蕩析者，更不可勝記；至於今春以來之大戰，戰區之廣、戰禍之烈，不特北伐之役未足與擬，即民國以來絕無其例，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嗚呼！此誠中國之浩劫，而中國國民黨之奇痛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
國民黨內鬥不已，“戰禍之烈”，“抑亦中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誰為為之”？“孰令致之”？蔣介石也。
南京諸人，於去春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代表百分之八十以上，悉由指派圈定，黨員之選舉權，剝奪無餘。全國代表大會既非法，則其所產生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其亦非法，更不待言。加以怙權之故，認約法為不便於己，置總理《訓政時期須頒布約法》之遺訓於不恤，使人民竟無依法以監督政府之途。於是，對於政府之失望與極端憤激，遂不得不橫決。以上二者，實為構成內戰之原因，南京諸人不唯不思所以清弭之，反以武力為壓迫之具。於是，一方壓迫，一方反抗，而內戰乃一發而不可收拾矣。凡我國民，苟一回溯去春以來內戰之所由，度未有不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
所謂“南京諸人”，通俗地說即“蔣介石那一幫人”，非法妄為，違背了孫中山的遺訓。人民也不能依法監督政府，隻有起而反抗，則內戰之責任在壓迫之南京蔣政府，而不在反抗之人民。是以擴大會議的最終要求是：
此後關於一切設施，先之以公開宣傳，自由討論，繼之以嚴正之決議，縱落少數而退為在野之反對派，亦必以法律規定為活動範圍。庶幾內戰原因永遠消除，革命建設，得以從容開始，國利民福，悉係於是。而不然者，懷抱獨裁之野心，曲解訓政之真義，蔑視輿論，遏抑民權，以摧鋤異己為得計、以窮兵黷武為能事，必欲使內戰延長以為快，則誤國殃民之罪，必有所歸，而最後之勝利，必屬於正義也。謹布腹心，惟共鑒之！
汪草此宣言雖末指姓道名，但蔣介石處處呼之欲出。汪尋於7月15日自香港經日本抵塘沽，轉往天津，途中曾向記者表示，“蔣介石如認識其負兩年來內戰的責任，當自動辭職”（蔡德金《汪精衛評傳》，第183頁）。汪至北平後，又多方商談，交換意見，原擬待黨務處理完善後，再組政府，然而由於津浦線戰況逆轉，濟南得而複失，遂決定提早組府，以激揚士氣。擴大會議遂於9月1日，舉行第五次會議，通過政府組織大綱，推定閻錫山、汪精衛、馮玉祥、唐生智、張學良、李宗仁、謝持為國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於9月9日在懷仁堂就職。張學良雖名列國府委員，但尚未表態，為雙方積極爭取的對象。汪精衛曾特派郭泰祺、陳公博等為代表，前往致意懇談。張學良於9月9日宴請南方代表張群、吳鐵城等，複於翌日宴請北方代表賈景德、傅作義等，仍然表示中立。但至9月18日，突發巧電，呼籲即日罷兵、靜候中央措置（見《國聞周報》第七卷第三十七期），雖向《大公報》記者說“衷心極願蔣、閻、馮三公各退一步，共議大計”，其實已偏袒蔣介石，故有“靜候中央措置”雲雲，頗出擴大會議諸子意料。他們不知分化收買的招數，豈蔣之比！陳公博在《苦笑錄》中說，蔣介石以五百萬現款和一千萬公債，收買張學良出兵入關。（見第336頁）此事居然為近年所出劉心皇輯注的《張學良進關秘錄》中的蔣介石密函所證實，而且款數完全正確。蔣屢電部下促張出兵，一口答應巨款，認為宋子文可以辦到，當宋子文於9月18日起，每日彙一百萬元，張學良決定出兵援蔣。（參閱第73、80、85、97、101、105、107、137、141、142—143頁）張學良態度既明，戰局徹底改觀，鹿鍾麟於10月15日通電罷兵，李宗仁桂軍亦自湘撤桂。擴大會議則於9月25日移至太原，繼續開會，起草約法，於10月27日完成八章二百一十一條的《太原約法》，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製訂約法，以為國家長治久安之計。此次中原大戰耗時七月，死傷三十萬人，換得此法，故鄒魯有詩曰：“百萬頭顱換得來，行間字裏血成堆；漫雲大法都須價，舉國瘡痍劇可哀。”（鄒魯《澄廬詩集》）
蔣介石打勝此仗，更加趾高氣揚，10月3日於開封軍次，致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並於10月10日告全國同胞文有雲：“此戰之中，逆軍集全國各派反動之大成，而終不免於覆滅，則此戰之後，絕不致再有軍閥複敢破壞統一，叛亂黨國。”不過，所謂“反動派”、所謂“軍閥”，皆昔日之親密同誌也。昔日之同誌，如閻、馮、汪等可成今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則今日之同誌，如張學良、胡漢民等，又安知不會成為明日之“軍閥”或“反動派”？問題根本出在蔣之獨裁野心，因此不惜代價排除異己，然異己不息，紛擾正無已時。他認為從此“天下太平”，顯然言之過早。
張學良一身左右戰局，雖雲左袒蔣氏，尚以和平與顧全大局為說。汪精衛經大同出亡，過雁門關有句曰“剩欲一杯酬李牧”，似猶指望於張學良。李牧主和，然以和為製敵之手段。但是蔣介石並無和意，於閻馮尤不留餘地，繼續轟炸，要求他們無條件下野，並於停戰之後的10月25日，令楊虎城攻克潼關，策反西安守備劉鬱芬，閻之晉軍以及馮之西北軍均遭改編，閻馮兩人的軍事實力瓦解殆盡。至此，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蔣介石，終於將其他三集團軍全部吃掉。早於1929年2月，蔣介石曾向馮玉祥抱怨，滬、廣、漢、平皆為桂係占據，馮回答說：“同是一家，何分彼此？”（《馮玉祥日記》第二冊，第578頁）蔣顯然未以國民黨內的四軍為一家，“亟亟以消滅異己是務”，亦就不足為奇了。然而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於黨、於國、於民都付出難以估計的代價，雙方死傷約二十五萬人，後遺症更綿綿不絕。最淒慘的，則無過於普通百姓，在大戰最激烈的8月下旬，馮玉祥在日記中記下：“人民之苦，苦到萬分；人民之困，亦困到萬分，日日要兵要錢要糧還不算，而捆抬之禍，又日甚一日，如何得了！”（《馮玉祥日記》第三冊，第332頁）這是參與者的良心之言。至於後來的學者則認為，中原大戰使國家元氣大傷，直接影響到整個30年代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中外關係，並為日本侵華提供了機會。（參閱李靜之《試論蔣馮閻中原大戰》，第219—247頁）即就蔣介石本人而言，似亦得不償失，從閻、馮那裏搶到的華北地盤，實際轉換到張學良手裏。濫用武力解決政治問題之謬，此見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