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看到，在文章中，作者沒有把自己擺在為師的位置上，他嚴剖自己，而對逝者表示出了極大的尊重。對於記念，他沒有浮泛，更沒有旁觀，而是用他的心與情，悲憤與熾愛去深味慘案前前後後的以及更多的、更深廣的東西。他的思想與情感滲入其中，他用他所能感受到的形諸筆墨，讓人看到一個真正思想者的心靈的苦痛與掙紮的具體情狀。他是真實的，感人的。這篇文章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文章中濃烈的抒情性大於其單純的文字表述。其中的原因就在於作者的濃烈的情感，悲憤的控訴，嚴厲的斥責都聚集在那議論大於敘述的篇章結構裏。他的議論與抒情都是感性與理性交織著的產物，在最具有濃縮性與廣延性上，又獲得了無限的詩性。歌德說：“感情愈和理性結合，就愈高貴，到了極境，就出現了詩，出現了哲學。”（《致瑪利亞?包洛芙娜公爵夫人書》）這就是他行文的很突出的特點：一個真正思想者真誠地袒露著他的思想。“他直抒胸臆，將自己的滿腔的悲痛與義憤，用烈火般的言辭噴射出來，形成詩意洶湧的感情波濤，並結情為理，化為深刻的哲理韻味和汪洋恣肆的風格，他指著反動派的鼻子怒斥：‘中外的殺人者居然昂起頭來，不知個個臉上有血汙……’”（王獻永《魯迅雜文藝術論》）此其一。
其二，有一點也是常常被人忽視或誤解的，就是“欲吐還吞，欲吞不得，吞而複吐的具體的痛苦的情狀與深情敘說”。行文說“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幹，但在生者，卻大抵隻能如此而已。”而接下來的卻是“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在於無話可說處，作者說“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但後麵又出現了“我還有什麼可說呢？我懂結尾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而接下來的又是“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而卻以“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作結。對此，目前教學參考書不能給予滿意的解釋，而隻能就事論事，一個一個地，顯得很支離破碎。而有一種論說則是從“重複”性語句出發，認為魯迅是用還原那荒誕而重複的曆史來“還醜惡以醜惡，還荒謬以荒謬，讓所有的真相裸裎”。（梁衛星：《重複與魯迅》，北大在線2002-08-16）它“在說與不說之間，魯迅陷入了深刻的苦痛之中”，但它的解釋顯然是過於想當然了。如果我們對魯迅研究魏晉時代的情況多一些了解，那麼，便比較容易地理解這種“欲吐還吞，欲吞不得，吞而複吐”的具體的痛苦的情狀。有興趣的人可以仔細地聆聽阮籍的古琴《酒狂》，也許會有深刻的體會的。（或許開頭是歡快的率真，但往後可能就是痛苦的跋躓）
同時，其三，該文還存在著《離騷》式的表述結構。在《離騷》中，屈原天上人間，上下求索，其現實主義地對祖國與民族的愛深融於其中，尤其是最終升天臨行之際那深情的回眸，簡直讓人涕零如雨。古人評論《離騷》時認為它沒有章節，思之所至，悲戚啼苦，時斷時續，天上地下，曠怨求索，一唱三歎，這正是作者內在深情在行文情節上的本質反映。在本文中，作者發情於死，但念在生前，“於死者寄生者之情，求生者之道”，作者屏棄了那些虛而不實的冥間想象式的虛無安慰，他始終把死者與性命相聯於殘酷、惡劣的曆史與現實，並與中國的未來緊緊相係。（王獻永《魯迅雜文藝術論》）魯迅寫作本文，說得非常明白，“劉和珍是我的學生”，但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魯迅以含悲之筆，以一個“親族、師友、愛人的心”去“深味”這濃黑的非人間的悲涼和微漠的悲哀與淡紅的血色，他感受到了中國女子的“從容”“微笑”與“偉大”，他的心由此震動，他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與幸福者？”作者的感情實在是悲哀與憤怒之至，他認為三月十八日是“民國曆史是最黑暗的一天”，因為他“隻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裏還有什麼言語”，他幾次表示該“寫點東西了”但一直沒有下筆。在他看來，凶殘的當局，下劣的流言家便是罪惡的製造者與掩蓋者，罪惡不止，則青年所流的血便無從止息。正因為如此，他要“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最大的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這種深味與哀痛真是難以言狀，所以作者很難完整的敘述完有關劉和珍的詳細的情節，而隻能忍含深痛的，時斷時續的。有時他隻能說“我說不出話來”而顯出秋雨般的夜哭；有時他甚至太激動，而作枯蕉似的悲哀與慘荷式的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