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底不歸”的幽怨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它的穩定和諧直接關係到社會的安寧與發展。我國古代農耕文化的特點，決定了“男耕女織不相失”是一種理想的生活方式，然而戰爭卻無情地打破了這一和諧美滿。戰爭使無數征人無限期地戍邊征戰，使廣大征婦不得不獨自擔負起家庭生活的重任，但是“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杜甫《兵車行》），社會生產因戰爭受到極大的破壞，“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杜甫《兵車行》）在唐代有一首出自女性之手的詩作，它讓我們真切地了解到廣大勞動婦女的怨之凝結：“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不見歸！”（葛鴉兒《懷良人》）這位鬢發蓬亂、身著昔日嫁衣的婦女，飽受獨立支撐家庭的辛苦與磨難，正當春播的大好時節，她望眼欲穿地盼著丈夫能回來幫自己一把，然而征夫卻遲遲不歸，待播種的時節一過，這一年的收成又在哪裏？一家人的生活又如何維持？可以想象，在唐代有如此苦衷的征婦應當占相當大的比例，隻可惜這些普通的勞動婦女既不通文墨又苦於生計，她們無法記錄下丈夫離家後，她們為維持生計所經受的種種痛苦與艱辛，而這不能不說是唐代閨怨詩的一大缺憾。
所幸的是，中晚唐的詩人注意到這一社會現狀，他們代征婦立言，以詩歌反映廣大征婦所承受的生活重壓，“河湟戍卒去，一半多不回。家有半菽食，身為一囊灰。官吏按其籍，伍中斥其妻。處處魯人髽，家家杞婦哀。”（皮日休《卒妻怨》）戍卒一去生死難卜，家中妻子在缺衣少食的生活中苦苦地掙紮在死亡線上，所以在中晚唐邊塞詩中，有不少以《征婦怨》《征婦歎》《苦婦行》《怨歌行》為題的，反映征婦怨情愁苦的閨怨詩，這與初盛唐多用《折楊柳》《梅花落》《有所思》《秋夜長》《春閨》《搗衣篇》《孤寢怨》等，來感歎華年流逝和相思之苦的詩作有了很大的區別，“唐後期的邊塞閨怨詩反映的是閨婦對生活和生命的最基本的渴求。從前期的豪華富貴和盼夫封侯，到後期的生活窘迫和盼夫生還，思婦生活和情感的變化，是時代變化的一個縮影。”正是有了這些出自男性之手的邊塞閨怨詩，我們才有幸得以了解唐代為戰爭而承擔了生活重擔的廣大征婦的辛酸與悲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