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的學習精神使他在少年時期就奠定了廣博的學問基礎，“奇辭奧旨，靡不通達”，他所具有的學識條件，是他在散文寫作上達到很高成就的原因之一。勤學是博學的先決條件，博學是勤學的必然結果。
再次，他認為學習時要積極思考。對於經史百家之書的學習，絕不可以囫圇吞棗，食古不化，要特別注意學習目的之所在。他說：
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贈別元十八》。
《遊箴》。
《上兵部李侍郎書》。
3“然其所誌，惟在其意義之所歸。”他勸導弟子說：“子誦其文，則思其義。”要一邊讀書一邊思考。他說：“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學習的時候，感覺器官與思維器官都要一齊動員，這會有助於求得書中的義理。他在讀書思考方麵也有不少經驗，例如對於曆史著作，“記事者必提其要”；對於理論著作，“纂言者必鉤其玄”；對於名家作品，“沈浸濃鬱，含英咀華”，“師其意不師其詞”等等，都說明了讀書要有方法，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結合，才能明了書中精義，成為自己掌握的東西。
在教學方法方麵，韓愈也有自己的主張和特點。
第一，培養人才要重視因材施教。韓愈認為每一時代人才總是有的，關鍵的問題是在於教育者善於識別和培養。他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裏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隻要有伯樂那樣的識別能力，千裏馬就不至埋沒，如果不能像伯樂那樣善於識別，又不善於喂養，“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千裏馬就會被埋沒。人才就如千裏馬，既要善於鑒別，又要善於培養，才會大量湧現出來。所以他一貫主張教人要盡其材，教育者應如精明的木匠極為慎重地對待木料一樣，“夫大木為，細木為桷，櫨侏儒，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韓愈熱心培養青年，指導他們進行文學創作，發揮他們的才能，《新唐書韓愈傳》說：“成就後進之士，往往知名。”他要求當權者在用人方麵有責任使人盡其材，他說：“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在他《答侯繼書》。
《送陳密序》。
《上襄陽於相公書》。
《雜說》。
《進學解》。
《送張道士序》。
3看來，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應當能容納和使用各種人材，“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能否做到人盡其才，那就取決於宰相的行政方針了。韓愈為了人盡其才，很重視推薦人才，他以才能為標準，進行選擇推薦，張籍讚頌他“薦待皆寒贏，但取其才良”，對於出身庶族寒門的知識分子尤其盡力推薦。他把因材施教和因材使用統一起來了。
第二，教學上注意生動活潑。韓愈幾次擔任博士，他在講課中不是裝模作樣教訓學生，而是運用多種形式活躍課堂教學。他的教學態度是認真的，“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遊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他在講解之中，有時穿插一些詼諧的話，令人發笑，有時還結合吟詩唱歌，實是生動活潑，他說理深刻，使人沉醉在他的講學中，這表明他作為文學家，有善於宣講的特點，能打動學生們的心弦。但是也有人把教學語言的生動性和教學的嚴肅性對立起來，對他生動的教學提出反對意見，他的學生張籍就曾寫兩封信給韓愈，談到這個問題，並極認真地提出批評：“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他要求韓愈“棄無實之談”。韓愈對這種批評，甚不以為然，他辯解說：“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複之，昔夫子猶有所戲。《詩》不雲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他認為教學不必太拘於單一形式，要生動有趣，既有嚴肅的時候，也有活潑的時候，要有張有弛，靈活應用，教學的生動性並不影響教學內容的思想性。這種主張，既有曆史經驗的根據，也有實踐經驗的根據。
《進學解》。
張籍：《祭退之》。
皇甫湜：《韓文公墓銘》。
《重答張籍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