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創刊詞的寫作中，他使用淺近文言，並以口頭平易之語入文，以求通俗易懂地說明新思理；他打破傳統古文的清規戒律，自由靈活地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語錄典故，這種“新文體”的創刊詞，特別適用於大眾宣傳，對於當時的青年學子更是別具魅力。他的《少年中國說》便是一篇典型作品：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褌褌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
如此富於激情與氣勢的文字，具有很強的衝擊力和穿透力，大量形象生動的譬喻錯綜排列，用詩文合一的手法極力鋪展，在層疊的排比、對比、對偶句中夾以韻文，造成強烈的節奏感。讀了這樣恣肆奔放、酣暢淋漓的文章。是不能不受到震蕩和感動的。胡適曾深有感受地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梁啟超的學生吳其昌在一本介紹梁啟超生平事跡的小冊子裏對晚清一班“青年文豪”的文章風格進行了一番比較。他認為：譚嗣同的文章壯麗頑豔但不夠通俗；夏曾佑的文章夾雜著莊子及佛學語言，不易為廣大讀者接受；章太炎的文章高古淹雅，有王充《論衡》之遺風，但深奧難懂；嚴複的文章學漢魏諸子，精深邃密而缺乏氣魄；林紓的文章恬淡條暢但隻適小品；至於陳三立、馬其昶、章士釗等人的文字，也都有明顯的缺陷。吳其昌認為：真正能夠做到“雷鳴潮吼，恣睢淋漓，叱吒風雲，震駭心魄，時或哀感曼鳴，長歌代哭，湘蘭漢月，血沸神銷，以飽帶情感之筆，寫流利暢達之文，洋洋萬言，雅俗共賞，讀時則攝魂忘疲，讀竟或怒發衝冠，或熱淚濕紙，此非阿諛，惟有梁啟超之文如此耳！”這段評論。出自梁啟超學生之筆，難免有溢美的成分，但僅就風格及影響而言，稱梁啟超的文章冠絕時人，應當說是符合實際的。
在主編《新民叢報》期間，梁啟超還對報紙的功能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套自由主義的報學主張，為中國近代報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理念。
梁啟超強調，報紙要具有史家之精神，鑒既往，示將來，引導國民走上進步之途。“凡欲造成一種新國民者。不可不將其國古來誤謬之理想，摧陷廓清，以變其腦質。而欲達此目的，恒須借他社會之事物理論，輸入之而調和之，如南北極之寒流與赤道之熱流相劑而成新海潮，如常雪界之冷氣與地平之熱氣相摩而成新空氣，故交換智識，實惟人生第一要件，而報館天職，則取萬國之新思想，以貢於其同胞也。”報紙傳播新思想，必然會與舊思想、舊勢力發生衝突，報人要具有堅持真理的大無畏精神，甘以一身為萬矢的。同時，對各種外來思想，也不能不加選擇地盲目宣傳，還應當“校本國之曆史，察國民之原質，審今後之時勢，而知以何種思想為最有利而無病，而後以全力鼓吹之”。
此外，梁啟超還提出了衡量報紙之良否的四條標準：一是宗旨定而高，二是思想新而正，三是材料富而當，四是報事速而確。他所闡述的一係列辦報主張，是在吸收國外先進報學理論，總結自己的辦報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的，標誌著近代國人對報業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些主張對於報界提高辦報水平、充分發揮報紙的社會功能、爭取言論自由的權利都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
梁啟超，已毫無疑問地成為中國近代以報刊為陣地進行啟蒙宣傳的著名人物，從1898年到1903年是他報刊生涯中的旭日時期。他在近代報刊政論文體的基礎上開創的“報章體”（或稱“時務文體”），打破了傳統格式，摒棄了陳詞套語，采用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時雜以俚語、韻語等生活語言，新鮮生動，敘事論理糅和著作者的感情，對讀者的感染力極強，在當時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學貫中西的大手筆，當他在政治上成為阻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絆腳石後。最終還是被摘去了輿論界驕子的桂冠。
然而，平心而論，梁啟超在其躬行改良思想上，那種始終如一的漸進革命之精神，則是表裏如一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座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