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改革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例如，關於國家共同語：共同語的詞彙基礎和語音標準問題；異讀詞的讀音規範化問題；詞與非詞的界限問題；語詞的結構問題等。關於漢字：漢字和語詞的使用頻率問題；漢字的分層應用問題；同音字和同音詞問題；簡化和繁化問題；聲旁的有效表音功能問題；現代漢字的部件分解問題等。諸如此類新問題的提出，擴大了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範圍，使文字改革從感性知識向理性知識前進。
關於同音詞問題：我認為同音詞是語言問題，不是文字問題。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詞，漢字可以做到，拚音也可以做到，但是這隻能使“同音詞”變為“異形詞”，不能使“同音詞”變為“異音詞”。同音詞依舊是同音詞。我提出，同音詞有“四不是”：一、不能單獨成詞的同音漢字不是同音詞；二、異調同音不是同音詞；三、文言古語同音不是現代漢語的同音詞；四、語詞和詞組同音不是同音詞。除去“四不是”，同音詞的數量就不是人們所想象那麼多了。語言有分化同音詞的能力；在傳聲技術時代，這一能力將發揮更大的作用。五十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讀音分化，把“初版”改為“第一版”跟“出版”相區別，這是成功的例子。在“異讀詞”的審音工作中，區分了更多的混淆不清的同音詞。
關於形聲字的表音功能問題：我在分析一本《新華字典》和若幹報刊文章之後，發現現代漢字（約七千字）中“聲旁的有效表音率為百分之三十九”，如果要區別聲調，有效表音率不到五分之一。我寫了論文《現代漢字中聲旁的表音功能問題》（一九七八）和一本小書《漢字聲旁讀音便查》（一九七九），說明“秀才識字讀半邊”根本靠不住。古人造字，隻求聲旁讀音近似，不求讀音準確。讀音的曆史演變，使聲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聲旁表音隻有“近似性”，這是中外古典文字的共同現象。
在大約七千個現代漢字中，有基本聲旁五百四十五個（不同字典數目略異），其他是滋生聲旁。在現代漢字中，能獨立成詞的“詞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獨立成詞的“詞素字”占三分之二。“詞字”數量有相對穩定性。這些數據有多方麵的實際作用，但是還要進一步研究核實。
在比較多種現代漢字的使用頻率之後，我提出“漢字效用遞減率”：最高頻一千字的覆蓋率大約是百分之九十，每增加一千四百字隻提高覆蓋率大約十分之一。這個規律給減少漢字的字量研究提供了一項統計依據。後來北京大學蘇培成教授對“漢字效用遞減率”又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改進。
傳統漢字學研究漢字的形音義的曆史演變，實際是“曆史漢字學”。為了當前應用的需要，我提出要從曆史漢字學中分出一個分支，叫作“現代漢字學”，研究現代漢字的現狀和應用問題。一九八0年我發表論文《現代漢字學發凡》。不久，上海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等開設了“現代漢字學”課程，並且編寫出版了幾種現代漢字學的專著。
其實，現代漢字學的研究在民國初年就事實上萌芽了。當時提倡：廢除反切，用字母注音；簡化漢字；改進查字法；用統計方法研究小學用字問題。在日本，革新的研究開始得更早。我在《現代漢字學序言》（一九九三）中說：現代漢字學是“播種於清末，萌芽於五四，含苞於戰後，嫩黃新綠漸見於今日”。
漢字簡化從一九五六年的《漢字簡化方案》（五百一十五字）類推成為一九六四年的《簡化字總表》（兩千二百三十五字）。在七千個現代漢字中，三分之一是簡化字，三分之二是沒有改動的傳承字。這些規範漢字已經普遍用於中國大陸的教科書、報紙和雜誌，隻有招牌、廣告等所謂“社會用字”還處於混亂狀態。在台灣，手寫行書也用簡化字，跟大陸大體相同。香港“繁簡由之”，回歸之後漸漸改繁為簡。根據小學教師的經驗，簡化的好處是“好教、好認、好寫”。簡化字的清晰性在電視上極為明顯。王羲之的書法中有三分之一是簡化字，簡化無損於書法。但是簡化的好處不宜誇大。漢字的困難主要在字數太多。日本重視減少字數，一般隻用一千九百四十五個常用漢字，值得中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