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的幾個重要的製度安排
一黨長期執政的政治形態下，政黨有一種脫離社會、與社會相異化、淩駕於社會之上的天然衝動。政治關係本質上是利益關係。政治體係中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謀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謀求利益最大化，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就是要獲取或擴張自己的權力。一黨長期執政的政治形態下，執政黨憑著其對國家權力的掌控，擁有自上而下的巨大的權力勢能，在與社會權力博弈過程中處於優勢位置。所以，我們看到全能主義政治形態下，政黨可以輕易地將社會完全吸納於自己的體係之內，社會隻是毫無自主性的依附性存在。
培育社會力量，一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以製約、抵消政黨與社會相異化的衝動，是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構建政黨與社會良性關係的必然選擇。社會力量的發育，除了其自身的生命衝動外，依賴於有利的外部環境，也就是有利於社會力量成長發育的製度安排。選舉製度、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政治協商製度、黨內民主製度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製度安排。總的來說就是要提高和改善黨的執政能力，做到“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三者“相互聯係、相輔相成，其中科學執政是前提，民主執政是根本，依法執政是保證。科學執政、民主執政最終都要落實到依法執政上。”
一、選舉製度
選舉製度是現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製度安排之一。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如此，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同樣如此。選舉製度是資產階級發明的，是資產階級用來向封建專製鬥爭的重要武器，但並不是資產階級的專屬品。選舉製度一旦發明後就成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馬克思主義者經典作家對選舉製度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地位給予了充分肯定。全民普選是馬克思主義高度讚揚的巴黎公社原則,也是社會主義政治製度的基本原則。“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
所以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是要不要實現選舉製度的問題，而是如何保證選舉製度能更符合現代民主精神的問題，這關係到如何將“為人民執政與靠人民執政相統一”的大問題。
李景鵬先生指出，“世界上不同政治製度的區分主要取決於權威建立的方式，也就是爭奪權威鬥爭的形式。每一種政治製度都是爭奪權威鬥爭的一種特定形式。由於爭奪權威鬥爭的形式不同，便使得權威存在的狀況和運作的方式都產生重大的差別，從而形成不同的政治製度。”民主政治即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製度，從操作層麵上看，人民當家作主不可能體現為人民直接行使公共權力，更多體現為人民對公共權力的製約。人民有權決定誰應該取得權力及其權力應該在什麼規則下來運行，這是對公共權力的一種重要的製約。而由人民來決定誰應該取得權力的製度就是選舉製度。所以，選舉製度“成為人類曆史上惟一能夠保證和平、合法、公開、定期、平等地進行爭奪權威鬥爭的製度”是現代民主製度的重要內涵。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選舉製是其中最重要的製度安排。參與選舉是人民最重要的政治參與活動。應該強化選舉製度在社會主義民主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執政黨組織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當家作主。執政黨的執政活動必須取得人民的授權。選舉就是人民對權力行使者的授權，人民通過定期的授權來達到對權力的製約。從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視角來看，選舉是保證政黨與社會良性互動的一種重要的製度安排。人民對執政黨的授權，體現的正是社會力量的伸張，體現的是社會層麵從下而上對權力的製約。政黨為了取得人民的授權就必須回應社會的呼聲和訴求。
作為執政黨，作為一個長期居於執政地位的執政黨，作為一個在法律上規定唯一擁有執政地位的執政黨，遵守憲政精神，定期接受人民的重新授權，顯然是重大的考驗和挑戰。從理念上說，選舉體現的民主精神與中國共產黨建立民主政治的目標完全吻合。毛澤東當年延安與黃炎培先生著名談話中說過，“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從建國後的實踐來看，毛澤東隻是觀念上看到了新路，但是現實中並沒有找到這條新路。民主必須有相應的製度安排，選舉製應該是這條新路的重要內容。
我國《憲法》和《組織法》，都對選舉製度做出了具體的規定。選舉過程是個很複雜的過程，候選人的產生、選區的劃分、選舉的程序、投票方法和選民素質對選舉結果的公正性都有影響。作為執政黨顯然有更多的資源和機會來影響選舉結果。所以有的人懷疑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能否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選舉。這種懷疑如果不是出於偏見的話，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但是，如果我們把民主視為一個過程，這種懷疑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從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實際進展來看，無論是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還是基層直接選舉，民主的因素都在不斷增加。黨的十七大明確將“基層群眾自治製度”與“人民代表大會製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民族區域自治製度”同時並列納入中國特色政治製度範疇之內。人民群眾重視程度和參與熱情都在增長，尤其是基層民主選舉，成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一道亮麗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