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迷惘的一代？不對。我們是堅強的一代。我們受過戰爭的考驗，例如克裏奎，他是一個真正的殘疾人，但是他榮獲了世界輕量級拳擊冠軍！雖然我們中的某些人沒受過什麼教育，但你還是可以信賴他們的。”
為了證明自己並沒有迷失方向，海明威把自己打扮得像《多倫多明星日報》的董事長而不是個小記者。他衣冠楚楚，風度翩翩，好一副堅強的男子漢模樣！這樣一個人哪能屬於迷失方向的一代？
然而有意思的是，海明威後來不但接受了這個觀點，而且還對他大加讚賞，並且在他的成名作《太陽照樣升起》的扉頁上，開篇一句就是“你們都是迷失了方向的一代。”
漸漸地，那個當代沙龍的第一陣衝擊力不久就消失了，斯泰因再也看不到海明威的身影了。
他到巴黎來為的是寫書，而不是來參加聚會。空談出不了作品。寫作總比談寫作有用。巴黎，整個巴黎，才是他的前院。
巴黎，這座塞納河上具有神奇色彩的名都，數百年來，就是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苦革之地。
20世紀20年代初期，巴黎不僅是文化藝術中心，而且物價也相當便宜，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氣氛，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地和工作地。
當時，許多著名英文作家和法文作家都定居巴黎，這裏還有數以百計刊登新興作家作品的小型雜誌。
在巴黎，海明威學習創作，廣交文友，練習拳擊，欣賞名畫，外出旅行，過著清苦而又充實的生活。巴黎則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藝術上的熏陶，文學上的批現，為他成名、成功鋪平了道路。
巴黎是海明威筆墨生涯的起始點，駐歐記者的工作使他得以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鍛煉了他對生活的觀察力，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
但是海明威知道，巴黎和芝加哥有兩個共同之處，一好一壞。好的是，兩地都是文化城，各有各的特色。壞的是，兩地都很墮落腐化，而且名副其實，唯恐不及。
海明威夫婦在巴黎安頓了下來，他們從賓館搬到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街一幢相當簡陋的公寓裏。
勒穆瓦納是巴黎醉漢和貧民集中的地區，十分陰暗沉悶。海明威夫婦住的是一個有兩個房間的大套間，浴室是一間四進去的小房間，裏麵有一個盛汙水或小便的大桶。
海明威說這套公寓對那些習慣於密執安那種使用戶外廁所的人來說會感到夠舒適的了。而哈德莉出身富裕家庭，認為居住條件太過簡陋。但她性格柔順，凡事都依從海明威，從不口出怨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人地兩生。他一方麵希望手中那點錢能多維持一段時間，另一方麵則陶醉於放蕩不羈的生活。
海明威給芝加哥的表兄妹寫信說：“我們一個月花銷250法郎，住在巴黎最古老地區一座高山頂上，這是一個很優美的地方，下麵有一座青春舞廳，你可以聽到為舞會伴奏的手風琴聲，但一點也不幹擾你。”
海明威夫婦生活在貧民區，但是他給美國的親友們說起在巴黎的生活時，總是吹噓說他們生活得如何豪華，有客廳和更衣室，還有一個女傭為他們服務。
海明威真是誇張得可以，但是他樂觀的相信，他的寫作前景會是一片光明，巴黎必將是他人生的一個新起點。
但是貧民區的這個既狹窄且喧鬧，對海明威的創作幹擾極大。為此，他又特地在一個旅店租了一個小房間用於創作，甚至可以說，海明威更多的時間是在咖啡館度過的。
成名以前的海明威生活極其樸素，一個筆記本、一枝鉛筆、幾杯朗姆酒和一盤葡萄牙牡蟎便可以讓他幸福的過上一天。
海明威常去的咖啡館叫丁香園，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那裏，哪裏簡直算是他的寫作根據地。
那個時期的海明威有點小迷信，寫作時經常在右衣袋裏放進一根七葉樹枝和一條兔子腿，據說這樣能交好運。
海明威白天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對其它一切漫不經心，一旦進入創作狀態就渾然忘卻了一切，創作順利時常常熬夜寫作。
如果一天預定的工作沒有完成，他就不去娛樂活動，如果一天也沒寫出東西或寫得文稿不好，他就會感到很痛苦，脾氣也暴躁起來。
海明威對自己在文學界的前景充滿信心。用他的名作《午後之死》中的話說：“最偉大的事莫過於持續下去並完成你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