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以後，吳玉章雖沒有再經手過大筆錢，但時時仍與金錢打交道。為了革命事業，他還常把自己的錢掏出來。
1940年，他在籌辦延安新文字幹部學校時，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經費不足。為了把學校盡快創辦起來，他決定將1940年1月中共中央為他舉行六十大壽時各單位贈送的珍貴金銀紀念品及凡是能換成邊幣的東西都貢獻出來，讓學校的工作人員到陝甘寧邊區銀行兌換成邊幣三千多元，交給了學校。
在與錢財打交道方麵，吳玉章還有一段感人的經曆。
那是1946年夏天，吳玉章在重慶做統戰工作。一天，他正專心致誌地看信，忽然對身邊的同誌笑道：“嘿嘿，我活這麼大歲數，居然鑽出個‘父親’來了！”大家感到很奇怪，接過信一看，隻見開頭寫道：“玉章吾兒……”信的內容很慘，大意是說：這家有個名叫“吳玉章”的兒子被抓走當壯丁去了，一直沒有音信。家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幾個弟弟、妹妹又小，耕牛也死了，加上鬼子掃蕩，衙門催捐，連年又遇饑荒，眼看著一家人的日子越來越過不下去了。不久前聽人說，“玉章”在外麵做了大官，這才托人寫信，要求兒子趕快寄錢回家來維持生活。最好多寄一些錢，好作為家人來重慶的路費。信的落款地址是河南省。
顯然，這封信是寫給另一個叫“吳玉章”的人的，大家覺得好笑，都說信是通過重慶《新華日報》轉來的，還是退給《新華日報》吧。吳玉章沒有這樣做。這天晚上，他伏案疾書，給那位河南農民寫了回信。信中寫道：你們通過重慶《新華日報》轉來的信已收到了。你們兩位老人不要生氣，因為你們找到了我，我這個吳玉章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實在不是你們的兒子。請你們不要悲傷，不要著急。因為你們撫養的兒子參加了抗日戰爭，八年抗戰有很多人流血犧牲，但抗戰終於勝利了，流血犧牲也就算有了代價。作為抗日軍人的父母是光榮的，勝利了的人民也有責任贍養你們，照顧你們……我在重慶不是在當官，隻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在工作。現在人民要求和平，不願再打內戰，我就是在為爭取和平而奮鬥的。我相信隻要能避免內戰，實現和平建國，你們的兒子是能夠找到的，老百姓的生活是會漸漸好起來的。隨信寄點錢去，暫時解決兩位老人的困難，以後再有困難，可就近找我們的同誌幫忙……
為寫好這封信，吳玉章費了不少心思，晚上還讓警衛員核算了他幾個月來的夥食費用，把所有的餘錢寄給了那位素不相識的河南農民。
不求奢華
1940年冬，吳玉章因勞累過度，臥床不起，並一再休克。黨中央很關心他，將他的外孫媳吳本清調到身邊照顧他。吳本清在清理衣物時，發現吳玉章沒有幾件好衣服。一套西服是從法國穿回來的，一套中山裝是出席國民參政會時組織給添置的，一件黑色的老羊皮大衣又重又有膻腥味，是滕代遠送的，其他就是又破又舊的土布衣服了。
吳玉章在飲食方麵與一般工作人員沒有什麼兩樣，連一隻雞、一個雞蛋都舍不得吃，總是說要留著待客。解放戰爭期間，身邊的工作人員看見他年紀大，身體不好，工作又很緊張，背著他偷偷地把他的飯菜做得好一點。他吃飯時，總要問這樣菜多少錢一斤，那樣菜多少錢一斤，並批評說：“目前處在戰爭時期，一切都要從支援前線出發，厲行節約，不能為我給黨和民主政府增加負擔。現在黨和人民都有困難，大家生活都很艱苦，怎麼能花那麼多錢來改善我個人的生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