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視國家法律的修訂，他認為應當以法律作為治理國家的標準。因此，法律的修訂成為唐朝官員的重要工作之一。
唐高祖李淵曾經組織一批大臣，以隋文帝時代的《開皇律》為基礎製定了《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後，就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對《武德律》進行修訂，成為後來《唐律》基礎的《貞觀律》。同時，還編幕（zuan）和頒布了《貞觀令》、《貞觀格》和《貞觀式》。這些法律規定對促進當時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對後世法律的製定、法治的統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唐太宗強調立法必須慎重，而且法律條文必須要簡明扼要，同時，表述一定要準確，不能同罪異罰，不能同樣一種罪，卻有不同的懲罰條例。因為如果法律文字模棱兩可，含混不清，一罪不同刑，官吏就有了活動的餘地，就很容易產生欺詐違法的事。例如，想開脫罪惡就按從輕判處的條款辦；要想羅織罪名，就引用刑重的條文。同時，法律規定不穩定也對國家的治理沒有什麼好處。因此，法律規定一定要一致和穩定。
古語說：刑亂世，用重典。也就是說，隻有亂世的時候，皇帝才會用重刑對違法犯罪的人進行處罰，以此來保證自己的統治。中國曆史上缺乏詳細規定維護公民權利的“法”，卻有很多詳盡規定如何懲罰公民不盡某種“義務”的刑法，曆代不但多嚴刑酷律，而且對某人犯“法”的量刑常依帝王的好惡喜怒隨意減輕或加重。唐朝剛剛建立時，民心尚不十分穩定，國家經濟發展也十分緩慢。因此，此時更應當采用“放任”的療法，使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環境寬鬆、使人民身上的壓力減輕，用嚴刑峻法來治理百姓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唐太宗認為運用法律應當去重從輕，以寬大為懷。
唐初製定《武德律》時，曾對隋朝大業年間煩瑣苛刻的法律作了大量刪削。即便如比，唐太宗還嫌處刑太重，又對《武德律》作了重大修改。長孫無忌等人製定法律時，把原先規定的絞刑改為斷趾法，即砍掉右腳。唐太宗仍嫌這種刑罰太殘酷，於是就接納司法官裴弘獻的建議，將斷趾法改為流刑，即加重徭役，流放到三千裏以外，做三年苦力。
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郝縣縣令裴仁軌，因個人私事而派公堂中的門夫服差役。唐太宗知道以後大發雷霆，要對他處以死刑。殿中侍禦史李乾佑勸阻說：“法律是陛下同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而不是陛下自己一個人的。今天裴仁軌犯的是輕罪而被陛下重判死刑，我恐怕從此以後，天下百姓會驚恐萬狀，執法的人也不知道該怎樣執行法律了。”李世民非常高興地接受了李乾佑的意見，馬上糾正了判處裴仁軌死刑的錯誤決定。
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張蘊古任大理寺丞。唐朝相州地方有個叫李好德的人，曾經患過癲狂病，整天胡說八道，自稱是天星下凡，將來必成大器，君臨天下。唐太宗命人把他關進監獄，指示大理丞張蘊古調查處理這個案件。張蘊古彙報說：“李好德患瘋病有證據，按照法律規定，這種人犯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唐太宗采納了張蘊古的意見，打算寬恕救免。
但是，張蘊古卻私下把唐太宗的旨意告訴了李好德，又和李好德一起下棋。持書侍禦史權萬紀和張蘊古有私仇，一直在尋找機會陷害張蘊古，現在乘機向唐太宗彈劾張蘊古，說：“張蘊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在相州當刺史，他為了討好李厚德，便假說李好德有精神病。”唐太宗大怒，下令將張蘊古斬於東市。
但剛剛殺掉，李世民就後悔了，於是召來房玄齡責備說：“你們接受君主給的俸祿，就應當替我考慮問題。事無巨細，都當留意。現在我有事不問你們，你們就不說，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你們也不勸阻，你們這樣下去還怎麼輔助我呢？像張蘊古身為司法官吏，卻和囚犯嬉戲，泄漏我的話，這樣的罪行非常嚴重，應當受到懲罰。但按照正常的法律，他還不至於被處死。我當時大怒，下令處決，你們竟不說一句勸阻的話，主管的官署也不按照規定予以複奏，便立即把他處決了。這難道是治國之道？”房玄齡點頭稱是。
因此，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自今以後犯了死罪的，即使命令馬上處決，也要複審三次，請示三次，然後再執行。”這個規定使得對死刑的處決比較慎重一些，但並沒有解決為無辜人犯申訴的問題。張蘊古被斬首以後，司法官吏為了免遭讒言陷害，都不敢從輕處理囚犯。有時有治罪偏重的，上級也不予以查究。這樣，冤屈的人就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