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他們也是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的。長江流域的總督們對新皇帝登基進行了抗議。四十六份這樣的抗議被遞上去，有時一天裏就有一打，但是第一份是一封上署金連山先生名字的電報。這封電報內容如下：
致總理衙門親王公使們的電報：
1900年2月7日當我們接到24日的詔令，其中稱皇上因病意欲退位我們非常震驚，官員、紳士以及來自各省居於上海的商人都滿是焦慮，這件事在大街小巷被人們議論紛紛。為此，我們向諸位致電，懇請諸位忠於皇上，代表國家求皇上勿思退位，雖然他的身體有恙可使太後毫無阻礙地在這個年紀統治一個雜亂無序的國家，以使我們祖先之靈安息，百姓安居樂業。”
“誰膽敢發這樣一封電報？”慈禧太後憤怒地問到。“好！我們就給他們看看我們是怎麼對付叛徒的。”李鴻章於是被令掘地三尺找出金先生，但是這位電報主管卻立刻消失了。金先生最終被發現在澳門，而且為安全起見被葡萄牙當局安排住在一個堡壘的監獄中，直到1901年末他才出來。
我或許該把和李鴻章的會見在某種程度上歸功於這一命令，這是唯一一個中國總督對一位外國女士進行的會見；因為在生動熱烈的談話中間，這位樣子高傲的老人從桌子那邊傾過身子，正視著我的雙眼說：“金連山是您反裹腳協會的成員嗎？”“不，”我答道，“我認為他對這項運動很熱心，但並不是我們協會的成員。”“可是有人告訴我說他是協會一個領導成員。”李鴻章喊道，幾部把臉貼到了我臉上。“閣下被告知的信息確實是假的。我們所有的委員和官員都是外國人。我們尤其希望不被判為政黨。而且金先生真的從未向我們協會捐過一分錢。”總督大概是感到在如此近的審視下，我的臉上都毫無愧色，於是確信我不知道金先生藏身何處，然後談話又回複了開始的樣子；而自那以後，我就認為大人物李總督是我交談過的最有趣的人。他沒有向我提出任何的無禮問題，而僅僅是在會見從始到終說笑著。然而談話表麵上的主題——他對反裹腳運動的同情——卻沒有使我感到很親切。
他走到書桌時需要兩個侍從把他抬出椅子；他的兒子理親王告訴我，他的腿虛弱無力是他唯一的病症。他無疑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因為當他接待我們——可以理解，我不是獨自去的——的時候，他的長袍甚至更增加了他的負荷，他的眼睛仍然犀利有神，他的聽力顯然還很敏銳；而他機智的應答和幽默對任何國籍的老人來說都是令人驚歎的能力，而我們要是想一想這場對話還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就更要驚歎不已了。
這本書自然在一定程度上透出我對這次會見的回憶，因為當我寫到他的時候，就會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李總督的和藹親切。當我送給他一幅中國女人和歐洲女人的腳的透視照片時，他不悅地說“我可不喜歡看骨頭，不管是中國女人的還是外國女人的。”當時的翻譯覺得這話太無理而難以翻譯。同樣使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他讓我們兩個人等著，我的朋友本可以把原封未拆的禮物帶回醫院（如我在前麵章節中提到的）。
他那個時候必定也是公務不堪重負，可還是說笑著，似乎對那些毫不在意。我在那裏見到他之前不久，還有人企圖暗殺他，但是爆炸發生得有點太早了，剛好在他進入某座寺廟前爆炸了，就這樣他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安全無恙地逃脫了。
在五月，一份上海的報紙刊登了在北京一個中國記者的信，那位記者據說後來在圍城期間被殺害。我們在中國的所有人都有機會讀一讀它，在那之後很久我們才意識到那年夏天會有很多人遇害。我們讀到的內容如下：
我懷著最嚴肅最真誠的態度提筆告知你們，有一個巨大的秘密方案，目的是毀滅中國所有的外國人，奪回那些被“租借”給他們的領土。這場運動的主要領導是慈禧太後、慶親王、團親王（準繼位者的父親）、康奕、晁淑橋、李秉衡。用以實現這一目的的力量全是滿族人——慶親王手下的北京區兵力（五萬人）；團親王手下的虎鬆（一萬兵力）；以及康奕和其他人手下皇家護衛軍（共計一萬兩千人）各色旗兵。這七萬兩千人將組成“複仇者之軍”的核心力量，而義和團在比北京和其他地方外國人預料更早到來的大戰鬥中被當作輔助軍。
中國的上層人士都知道這些，那些把外國人當作朋友的給了他們警告，然而就我所知，他們更多地因這個多事之舉遭到嘲笑，而不是因為對其西方朋友感到擔憂而被感謝。但願我警告你們的時候更幸運吧！我知道，外國公使們已經對北方省份義和團組織的增加對總理衙門進行了抗議，不僅山東和直隸的義和團比起成立那年增長了十倍，而且就連皇室的順天轄區（北京）和東北三省（滿洲）如今都滿是這個危險的組織。我這次隻舉兩個例子，表明北京當局對義和團的極大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