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靜文女士告訴我們徐悲鴻被委以重任其實是黨中央對他的很大的信任，因為徐悲鴻並不是黨員，“這說明當時的領導很尊重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是信任的。悲鴻也很感動，所以中央美術學院成立以後，他就更加注意要把中央美術學院辦成第一流的好的學院。”
作為中央美術學院的第一任院長，徐悲鴻繼續推行寫實主義的藝術教學方法，與後來的著名畫家蔣兆和建立起來的中國美術教育模式“徐蔣體係”，一直沿用至今。寫實主義繪畫非常符合建國初期的時代需求。相比起抽象的現代主義繪畫，寫實派畫作造型清晰，老百姓一看就懂，因此，當時的中央美院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美術人才，畫下祖國大好河山，宣傳英雄勞模，鼓舞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士氣。這也正是早年的徐悲鴻去法國留學，主動選擇在歐洲已經過氣兒的寫實主義，所追求的藝術報國的理想。如今，他的理想正一步步得以實現。
廖靜文女士告訴我們：“那一段時間是徐悲鴻最興奮、最高興的時期。所以盡管他身體不好，有高血壓，他依然堅持跋山涉水，去體驗生活，去基層寫生創作。”
1951年，在抱病為抗美援朝的中國誌願軍義賣20幅奔馬，並寄往朝鮮戰場後，徐悲鴻又拖著病體去了山東導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為民工畫像。“他畫了很多勞動模範的肖像，又想創作一幅新的《愚公移山》。描畫下新中國的水利建設，因為山東這個水利建設導沭整沂，就是要把這沭河、沂河連起來，就要挖一座山通過，所以他說是新的愚公移山。”
廖靜文女士是晚年徐悲鴻的知音，她非常理解愛人的心情，但又格外擔心他的身體。畢竟，在他們結婚前夕，她就已經親眼目睹丈夫曾經病得多麼嚴重，醫生甚至悄悄告訴她，徐悲鴻有可能隻能再有十年的壽命。作為妻子，她如何不揪心：“盡管這時候他的血壓高，病沒有好，但是他很興奮，帶著病下去，跟工人同吃同住，睡帳篷，睡在工地，吃在工地，然後去畫那些工人怎麼開山挖河，為最突出的一些工人畫像。悲鴻始終說，中國人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不怕吃苦。我記得我送悲鴻上火車，當時中央美術學院派了兩個助手跟他一起去，因為他身體不好，美術學院就給徐悲鴻買了一個軟臥，給兩個助手買了硬臥。悲鴻一向不講究排場，他說他們能坐硬臥我也能坐，他就把那軟臥退掉，跟兩個助手，一個是他的助教，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做保衛工作的幹部，跟他們兩個一樣，睡的硬臥。這也可以看到，悲鴻做人的純樸。他不講究地位，不講究要什麼待遇。他回來以後，熱情很高，馬上想要畫那個工地的大畫，畫新的愚公移山。但是他畢竟已經有十年的高血壓了呀。”
妻子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就在徐悲鴻準備創作大型油畫《當代愚公》時，突發腦溢血，導致半身癱瘓。遺憾的是，這幅《當代愚公》在他頭腦中構思良久，卻終究未能被畫在紙上流傳於世。
采訪中，廖靜文女士對徐悲鴻怎麼得的這場大病記憶猶新：“因為悲鴻多年高血壓，我怕他睡不好覺，所以我不跟他睡在一個房，因為有了兩個孩子，我帶著兒子、女兒睡在另一間房，他一個人睡一間房。平常他都是起得最早的一個，起來就工作，他的習慣是不管接到誰的信，第二天就回，所以他起得早，把頭天的信都回完。然後等我起來了，我們就吃早飯，吃完早飯他就去上班了。他從導沭整沂工地回來以後，正準備要畫那個大畫，那天早晨，他沒有早起，我就以為他出差太累了，讓他多睡一睡，沒有去叫他。但是我等了又等，他一直沒有起來，我覺得有一點不正常，就走到他房門前輕輕地推開門看，看見他睜著眼睛躺在床上，我就問他怎麼了？他就告訴我，夜裏感覺頭部抽了幾下，他就覺得一邊腿和一邊手都不太能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