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慶齡的引薦下，宋子文來到孫中山的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孫中山見宋子文有膽有識，任命他為大本營秘書、廣東中央銀行行長、廣東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有了施展才華的舞台，宋子文有聲有色地大幹起來。
此時，廣州商團叛亂，商團軍到處張貼“打倒孫政府”、“請孫文下台”等標語。
宋子文沉著冷靜，為孫中山出謀劃策，順利解圍。孫中山對此十分高興，握著宋慶齡的手，感激地說：“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孫中山逝世後，宋子文簽名於“總理遺囑”見證人之首，備受國人關注。
宋子文步入政壇，並在民國政治舞台上日益發揮重要的作用，與他在廣州追隨孫中山，參加廣東革命政權的活動有直接關係。
1923年3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這是孫中山第三次在廣州建立的革命政權。為了適應日益激烈的革命鬥爭的需要，孫中山急需各方麵的人才。這時，宋慶齡便把宋子文引薦給了孫中山。宋慶齡認為，她這個弟弟能夠解決國民黨所擔心的南方財政問題。
宋子文於1923年10月抵達廣州，孫中山隨即任命他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秘書。宋子文由此走上了政壇之路。
由於廣東革命政權經費奇缺，因而宋子文向孫中山建議，采取一係列嚴厲的財政“緊急措施”。這些措施於1924年初陸續生效。這些措施包括對橡膠、甲醇和製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別進口稅；廣州的每個商人都必須“借給”廣東革命政府5~500元；向在飯館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稅；征收清涼飲料稅；對專賣藥品、化妝品、婚禮、葬儀、宗教儀式、人力車都實行征稅。
孫中山對宋子文的才幹十分器重。1923年10月27日，孫中山準兩廣鹽運使鄧澤如辭職，任命伍汝康繼任，宋子文為兩廣鹽務稽核所經理。很快，又委宋子文以籌備建立中央銀行的重任。
宋子文多方籌措資金，主持擬定了中央銀行《條例》、《章程》和《組織規程》等文件。經過近一年的籌備，中央銀行於1924年8月在廣州正式成立，孫中山任命宋子文為行長。
宋子文就任中央銀行行長以後，采取了許多措施，加強中央銀行在廣東金融界的地位，提高和鞏固中央銀行鈔券的信用。他主張紙幣發行須有充足準備、反對隨意增發紙幣；與同業來往，要根據有關規定辦事，不可貪利而涉風險乃至投機營業；革命政權向中央銀行借款，也必須有抵押品或切實擔保。
廣州軍政府大門正因為如此，中央銀行開業後，各項業務都能正常進行，銀行的信譽也非常好。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甚至在不受國民黨控製的中國其他一些地方也獲得承認。宋子文認真履行銀行的保證，逐漸提高了銀行的信譽。
宋子文的工作成效給許多國民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那些廣州的商人、買辦和大亨卻視他為“另一個布爾什維克”。廣州商團的許多買辦資本家對孫中山同蘇聯的友誼感到驚愕，陰謀發動反革命叛亂，推翻廣東革命政府。
1924年10月10日，在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下，由彙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陳廉伯策劃的廣州商團叛亂爆發。商團軍向參加紀念辛亥革命遊行活動的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0餘人，受傷者百人以上。12日，商團軍到處張貼“打倒孫民國9年3月發行的“阜豐機器麵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這枚股票因認購股東為宋子文，背麵並有宋子文及弟宋子良的親筆簽名而尤顯珍貴。政府”，“請孫文下野”，“驅逐孫文”等反動標語。盤踞東江的陳炯明也準備配合商團軍進攻廣州。
危急的形勢，使宋子文麵臨了一次嚴峻的考驗。在反動商團的猖狂進攻麵前，宋子文積極為孫中山出謀劃策，協助製定粉碎商團叛亂的計劃。為確保萬一，宋子文悄悄地將國民黨政府的全部資金搬到“沃羅夫斯基”號船上。他還為孫中山、宋慶齡及各種隨從人員、鮑羅廷及其蘇聯助手等的緊急撤離作了準備。孫中山對宋子文的所作所為十分滿意。握著宋慶齡的手說：“子文果然身手不凡。”
在廣大的廣州工人、農民群眾的支持下，孫中山指揮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軍校學生和北伐軍向商團軍發起總攻，終於在10月15日平定了商團叛亂。也正在這一時期，馮玉祥發動了北京政變，曹錕被迫於1924年11月2日宣告退位，直係軍閥控製的北京中央政權告終。馮玉祥還決定把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