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他的介入，使他這個流氓朋友得以抽身逃跑。現在他的“朋友”尚未歸案，在問題沒能水落石出之前他隻好被當作強盜同夥嫌疑犯，被拘留審查了。審訊當中，這個年輕人不無感慨地說：
“這一次，我算真正認識到不明是非，隻講‘哥們義氣’的危害了！”
從審訊機關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他的表白是符合事實的。這就給我們提出一個問題：到底什麼是“哥們義氣”？它到底有些什麼危害？
古人講義，本來指的是思想行為的一定標準。至於這個標準包含些什麼內容，不同的曆史時代、不同的階級和不同的階層，乃至不同職業的人，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釋。墨子說：“義者正也。”
《禮記·中庸》說：“義者宜也”；唐人韓愈說：“行而宜之之謂義”，他們是把事物之正確合宜稱為義。《孟子·告子上》講要“舍生而取義也”；荀子說：“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重死而持義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他們把義看得比生命還重要。
墨子似乎比較講“實惠”，他認為：“義，利也。”他在這裏講的“利”應當是“公利”。古人也有認為“利物為義”的。不管怎麼說，義總歸被認為不是什麼壞東西，所以人們往往把義作為規範人們言行的尺度，達到了這個尺度稱之為義，否則稱之為不義。按義的標準待人處事，謂之講義氣，或稱義士，否則就叫不義氣，稱作不義之徒。
在封建社會裏，封建統治者把義與忠、孝、節並到一起，作為封建禮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拿它來欺壓人民，為鞏固其統治秩序服務的。雖然由於曆史的局限性，那時的勞動人民也常用講義氣、拜兄弟來結盟，像梁山弟兄那樣，邀眾聚義，以反抗反動統治。但由於“義氣”中往往摻雜著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意識，它既不能給勞動人民指明翻身求解放的出路，也不能從根本上提高勞動人民的覺悟，所以它的作用有限，還難免帶有消極因素，並不能給勞動人民帶來福音。
今天，在“義氣”的前麵，人們又加上了“哥們”二字，這便進一步標明了“現代”“義氣”的內容，即是為“哥們”的“義氣”。而“哥們”者也，按其本來意義，乃是舊上海流氓集團內部的稱謂。這樣，“哥們義氣”也便帶有了黑社會的行幫氣息。
盡管今天講“哥們義氣”的青年不能與舊社會上海灘的流氓相提並論，但就其思想影響來說，不能說不與這些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有所聯係。事實也正是這樣。講“哥們義氣”的人，往往排斥了是與非、美與醜、善與惡的標準。他們隻想小圈子裏的“哥們”，以私情為重，以私利為重；為了“哥們”的一己之私，可以不顧國家和人民利益，甚至丟掉革命的原則，隻知有“哥們”不知有群眾，不知有公理、正義、道德、紀律和文明；為了“哥們”，可以不分是非曲直，不顧黨紀國法，直至毫無原則地替“哥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對非“哥們”的人，則不講感情，不講友誼和支援，甚至為了維護“哥們”的利益而不惜損害別人的利益；為了討得“哥們”歡心，證明自己“夠朋友”，而不惜對非“哥們”的人尋釁鬧事，吵嘴罵街，直到大打出手。他們想的、做的，隻在幾個“哥們”中間打轉轉。哥們義氣，就其思想根源來說，是個人主義的狹隘性的體現。他們看似為了“哥們”，其實是為了自己。是為了以自己之為“哥們”，換來“哥們”之為自己。這其實是幼稚者的一廂情願。他們的“哥們”在不危及自己利益的情況下，也可能為他們幹些利私害眾的勾當，而一旦危及到他自身，就像前麵講的那個強盜即將被人捉拿時，他便不惜犧牲“哥們”來保全自己了。然而，迷信“哥們義氣”的人往往看不到這一點，常被“哥們”表麵的信誓旦旦所迷惑，竟迷信幾個“哥們”可以包打天下，解決一切問題，這實在是糊塗至極。
那麼，會有人問：說了半天，人還要不要講義呢？我們說，義還是要的。但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義”，應是遵守法律、道德和原則，決不能是狹隘的圍繞個人恩怨和私利的所謂“哥們義氣”！
前者是出以公心，為了公利；後者是出以私心，為了私利。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