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野路子的弄史之人。雖然也曾經想學正路子的人規矩一下，寫點兒正經東西，也確實這樣寫過。但寫出來的玩意，讓正路子的人見了，還是野狐禪，時常被人譏為帶注釋的隨筆。可是自打見了唐德剛，我感覺吾道不孤，前麵有人這麼幹來的，比我幹的還放肆。雖然後來我得知，唐德剛先生跟黃仁宇先生一樣，在美國史學界，都是非主流人士，不怎麼受待見。兩人的區別是，黃仁宇先生一直在努力進入主流，對遭遇冷遇，感到萬分委屈，而唐德剛先生似乎並不怎麼在意這一點。
在這個世界上，主流的學問很大，理論也很深。可是主流的史學，如果沒有唐德剛這樣的文人摻和摻和，多少有點兒寂寞。
日本“開國”的聯想
有一點兒日本史常識，都會知道日本近代的開放，是緣於美國佩理艦隊的叩關。1853年7月，美國海軍將軍佩理帶了四艘軍艦，後來日本人傳說中的“大黑船”，直逼東京灣，要求當家的德川幕府開放國門。乖巧的幕府，在虛張聲勢擺了抵抗的姿勢之後，在佩理的炮口下，答應了美國人的要求。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開國”，從鎖國狀態，到把鎖打開。跟我們中國人現在所說的開國，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開放國門的幕府，後來卻因自己的開放，給長、薩藩倒幕的誌士們，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號，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對外投降，以夷變夏，所以要倒之。在那個時代，這是很得人心的口號。跟我們慣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謂明治維新，主導者開始的時候一點兒不新，反倒主張所謂的“王政複古”，新的反而是他們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後，當家的長、薩藩的武士們，並沒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試了一下，就縮了回去，接過幕府的開放旗幟，真刀實槍地跟西方學習，鹹與維新起來。
後來，1901年，即日本作為西方社會的一員，參加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那年，在佩裏登陸的東京灣九裏濱，日本人建了一座紀念碑，上書“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今譯佩裏）上陸紀念碑”十六個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筆。而伊藤博文則是當年倒幕的領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謂的明治維新三傑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齊名。顯然，在日本人眼裏，被武力脅迫打開國門，已經不是國恥，而是一種值得紀念的……什麼呢？榮耀嗎？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紀念的正麵事件。
參加八國聯軍，是日本人感到特別露臉的一件事。因為，此前多年“脫亞入歐”的努力，變法，變製，忍著惡心，跟西方人學，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裝，甚至有人鼓吹引進西方人種，改善日本人的體質。經過此番參加西方人對中國的戰爭，終於有了初步成效。在戰爭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現得更“文明”，軍隊紀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選擇此時立這樣一個碑，有點兒意思。當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還要等到1904年，打敗了俄國人之後。
日本人很乖巧，這種乖巧，讓他們在近代大多數時間裏，命運比中國人好得多。國門甫開，美國總領事來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價錢給他找了一個女孩，做仆人兼侍寢。這樣的事兒，中國人是幹不出來的，麵子上過不去。在國門洞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連妓女跟外國人做生意，國人都要嘲笑她們是“鹹水妹”。讚美賽金花用身體救國，是在被八國聯軍打得一點兒脾氣沒有，死心塌地對自己（男人）沒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國人對近代受屈辱的曆史，很難做到心平氣和，不是怨婦似的哀戚，就是潑婦似的憤怒。英國人馬戛爾尼來了，阿美士德也來了。他們也都帶著艦隊，但卻是來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沒有結果。皇帝擺架子，中國的國門沒有開。國門是被英國人用鴉片和大炮撞開的，但對這樣的“開國”，中國人一直視之為奇恥大辱。沒辦法，自己開的門，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開，大不一樣。中國人，既不可能給執行和平使命的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登陸的地點立碑，更不可能為鴉片戰爭中的英國艦隊司令璞鼎查立碑。這事，連想想，都是罪過。
可是，我們的國門不開，有可能嗎？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條不同於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業文明。這條路，按美籍華人學者張光直的說法，也許隻是人類發展的一個特例。對人類整體發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禍都說不清楚。但是，這條路隻要一走起來，整個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著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會被拖進西方人的世界裏，跟著他們一起走。這個世界，或者叫世界體係，無非是他們為了讓人們跟著走而人為建構的一個架構。卻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壯，也很道德，但最終還是得跟著走。擺在後發國家麵前兩條路，與其被踉踉蹌蹌地拖著走，不如自己主動學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