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過了大規模和頻繁地用群眾運動來做一切想做事情的時代，終於發現周期性的給予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並不能做到完全的收放自如，弄得不好還會造成大眾性癲狂，貽害無窮。於是，已經被明文寫入憲法的“四大”被一腳踢出，再也沒有人有興趣提起。就是一般老百姓，由於對“文革”心有餘悸，想到大字報滿天的情景難免打哆嗦，所以也寧願離“四大”遠遠的。大字報在流行了幾千年之後，第一次不僅在上層而且在下層也變成了沒人理的臭狗屎。
在一個人們沒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以及缺乏適當的宣泄渠道的社會，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傳媒的社會，大字報和小報告實際都隻是這種社會相應的政治製度的衍生物。沒有人生下來就會打小報告，更沒有人天生會刷大字報，在某種意義上，人的行為是製度環境塑造的。一方麵，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大字報和小報告這對難兄難弟，跟官場權術和宮廷陰謀一樣，導演了無數哭哭笑笑的悲喜劇，堪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隱形政治機製。而另一方麵，大字報和小報告也可以說是某種畸形的社會宣泄形式，特別是大字報，幾乎成了正常年代無權的人們表達和發泄不滿情緒的主要渠道，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觀測社會狀況的晴雨表。對這對難兄難弟愛也罷，恨也罷，自以為得計從容利用也罷，實際上都沒有越出傳統政治的窠臼，自然也難免傳統政治的悲劇。
封殺了大字報，卻依然吝嗇給人們說話的機會，但人總是要說話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於是漸漸的政治笑話和小道消息泛濫成災，現在又有了無所不在的網絡，大概除了色情內容以外，網上口沒遮攔的“大字報”是最受人們歡迎的了。糟糕的是，對於這些飽含惡毒攻擊內容的東西，即使配備上百萬的網絡警察恐怕也難以全部封殺。 大字報和小報告雖說是一對難兄難弟，實際上在人們的眼裏，後者卻更傷德，更為人們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經被明令取締，而後者卻依然可以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朱元璋的那個懸賞“大銀兩個”的上諭，其實離我們並不遠，就在北京過去的國子監的碑林裏，如果還沒有被酸雨腐蝕掉的話，那麼有心人真應該拓下廣泛複製，也放在現在的國子監裏。
唐德剛走了，史學有點兒寂寞
唐德剛先生走了，媒體的朋友覺得我該說點兒什麼。看到報紙上唐先生的大幅照片，感覺自己是該寫點兒什麼。寫什麼呢？我不認識先生，僅僅是先生的讀者，千千萬萬喜歡先生文字的讀者之一。隻是，在有些人看來，我作為一個弄史的人，寫作風格，跟唐德剛先生有幾分相似。甚至還有記者問我，是不是受了唐德剛先生的影響。就憑這個，我也該寫幾個字。
沒錯，我很喜歡唐德剛先生的文風。但要是說我的寫作風格受他的影響，倒也未必，因為看到唐先生的作品之前，我寫東西已經是現在這個德行了。細品品，我那粗陋的文字，其實也跟唐先生不大像。最早看唐德剛先生的東西，是北師大出的內部資料，唐德剛先生做的胡適先生的口述史，絕對是沒有版權的。不過，那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這種事稀鬆平常。這套胡適口述史，正文遠沒有注釋多。而恰好吸引我的，是注釋。唐德剛的注釋，跟別人不一樣，對正文的考訂解釋，僅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文字，是在做評論。大段大段的評論，恣肆汪洋，好看煞人。幾乎每段正文後麵的注釋，都比正文多得多。有考訂，有解釋，更有點評，調侃，借題發揮，甚至還有自家身世與胡適身世的比較，我就是在這套書裏，得知了唐先生的一些經曆．比如如何到美國留學，如何到餐館刷盤子掙學費。讓人想起當年梁啟超為蔣百裏的《文藝複興史》作序，結果序言比人家正文還多。後來再看唐德剛先生專門寫的《胡適雜憶》，雖然也覺得內容比較豐滿，但《口述史》注釋的那股子放肆的勁兒，似乎卻少了一點兒。先生的口述史名篇《李宗仁回憶錄》，做的中規中矩，史料價值極大。但由於沒有先生那特別的注釋，就文字而言，對我的吸引力就不那麼大了。
我對唐德剛先生的經曆不怎麼了解，隻從他對胡適的注釋中，了解隻鱗片爪。但我感覺，雖然先生也受過西方史學的科班教育，但骨子裏卻依舊是個中國的文人，確切地說是民國的文人。所以，他做史，無論如何都有一股子文人味，即使不是他刻意為之，也是無意中的流露。有時候閘沒煞住，流得多了，口述史就變史學隨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