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老師的缺貨，卻給了革命黨人機會。那年月，革命黨人留學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學者卻少的可憐，但是很多人都喜歡學軍事，正規的軍校進不去，就去民間的軍事預備學校，比如成城學校什麼的，在那裏，真正的軍事知識也許學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卻是會的。學成回國，要找個職業做掩護，正好去做體育教師。看當年的老照片，許多學堂學生照，一群孩子穿著軍裝，敲著鼓，吹著軍號，或者整隊，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紮堆拍照，當中有一個年紀大的，八成就是當年的革命黨。
練會了兵操的學堂學生，在革命到來的時候，還真就有點兒用，很多人受老師影響，多少傾向革命，革命黨人，來自學堂學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各地響應，響應者中，不少都是學生娃。當年魯迅在紹興府中學堂當學監（校長），革命一來，清朝的官員跑了，革命軍卻還沒有到，市麵上人心惶惶，魯迅就把學生軍套上軍服，扛上木槍和幾支真槍，打著鼓，吹著號，在街上走一圈，謊稱革命軍已到，於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實際上王金發領著革命軍進城的時候，是揀了個便宜。
體育課變成兵操，原本是為了給官辦的新教育擺樣子，而擺樣子是一切官辦事業的共性，隻是，清朝末年學堂裏的擺樣子，卻無意中幫了官府的對頭，看來，古今一理，凡是擺樣子的事，不僅無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歡擺樣子的人，一輩接一輩，這個道理，死都不會覺悟的，覺悟了也沒用，還是要擺樣子。
奴才的創造性
一次在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胡扯，談及創新性國家這個話題，我隨口說道，沒聽說過奴才有創造性的。有人不服，認為我看不起奴才，有種族歧視（嚴格說應該是族群）之嫌。可我還是堅持己見，在這個世界上，做奴隸的，如果碰巧是個能工巧匠，碰巧有條件，也許能有創造性，但是一般我們說的奴才，基本上沒有這個可能。一般我們所說的奴才，都是指家裏的下人、仆人。這樣的人，就是有創意，也無非表現在如何揩油上，買菜買賤報貴什麼的。這一點，晚清和民國在華的外國人，印象特別深。
在我的印象中，奴才這個詞，在清朝特別用的特別多。滿人下級見上級，尤其是見皇帝，必定自稱奴才。有一陣皇帝感覺不好，下令禁止，可就是禁止不了。一般來說，即使在上者權威再大，禁人這個，禁人那個，拉屎放屁都可以禁，但唯獨禁止不了下麵人的低聲下氣，自我貶抑。所以，即使英武如康熙、乾隆，也隻好聽任滿人一口一個奴才地叫成一片。其實，滿人這樣的自稱，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對漢人而言的。漢人自稱“臣”，滿人如果也稱臣，那不就沒區別了嗎？自稱奴才，雖然在漢語裏看著低賤，但意思裏卻透著跟皇帝之間的親昵。能打能罵，賤稱呼，才是自己人。被大人物叫個狗子、驢蛋什麼的，說明彼此關係不尋常。漢人的文化，其實也是如此。所以，當時的漢臣們，其實特羨慕滿人這種自稱，可惜幾個膽大的，冒險試了一試，熱臉碰在人家冷屁股上了，灰頭土臉。別的人就不敢再試了。因此，漢臣隻好稱臣如故。這個臣，其實不過是奴才的奴才。
所以，在清朝，是沒有“大臣”這個詞的，皇帝特別反感漢臣們以大臣自居，也不許有誰以賢臣自居。有個家夥要求給他爹申報賢臣，結果被乾隆下了大獄。乾隆特別反感漢人士大夫動輒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也不希望他們提的“修、齊、治、平”四個字。修身齊家尚可，治國平天下，幹你們什麼事？既然清朝的臣，無非是奴才的奴才，那麼，無非是供役使的奔走之徒，跟大戶人家看門、打雜、跟班伺候人的主兒，沒有本質區別。六部衙門，滿漢兩套人馬，好像權限平等，其實每個層級，都是滿人掌大印，漢人主文稿，也就是說，滿人掌權，漢人辦事。所以，清朝的皇帝，對於臣子，最高的期待，就是辦事。上麵有事，你給我去辦。跑腿奔波，辦完了，交差，到戶部去報銷費用，即使貴為方麵大員，也不例外。正因為如此，一直到西太後老佛爺當家，上麵對於臣子最高的評價，還是“會辦事”。在老佛爺眼裏，即使所謂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也不過是會辦事而已。正因為如此，為我們某些大人物特別看好的大清國，其實是一個特別保守的王朝。製度也好，法典也好，一概照抄明朝，各部門的則例，也一律照舊，辦事一律循舊章。就像《紅樓夢》裏探春等人三駕馬車當家，下人請示辦事，不懂事的李紈，下人說什麼都照樣批準，而聰明的探春則一律讓查以往的舊例。這種聰明，就是奴才的聰明，照既定方針辦，不出錯。隻有到了太平天國興起，大清國將不國，才不得已允許漢臣自救，昔日的奴才總算有了點兒創新，有了湘軍淮軍，有了厘金。到了國家不得不變革之際，中央政府也大體上沒多少動靜。隻是讓地方督撫，發揮自己的積極性，興辦洋務。這些專權的督撫，到了這個時候，才不再是過去的奴才的奴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