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可以想一想：在所謂北京的“中等社會”裏，能有這樣的現象沒有？如其沒有，又何必直抄別人的老文章。而況瓊司的話，還沒有得到一般學者的承認；在推行上能否有效，現在也還全無把握。
第二，既然說是京語，而且說是北京中等社會的語言，則一般主張者心裏所希望的，當然不同我所希望的一樣簡單：我隻希望方言不同的人，能於彼此達意，他們必然於希望達意之外，更希望大家所說的，是彼此互相密合的真正京語，不是藍青京語。若然說，希望的是真正京語，如其不能，便藍青些也不妨，這就未免太滑稽了。若然真要貫徹主張，要辦到大家說真正京語，就有兩個最簡單的問題：一是怎樣的教，一是怎樣的學。就教的方麵說，以非北京人而教京語，當然不行；若要請北京人教，恐怕就把北京的中等社會搬空了，也不見得能夠分布得來（以每縣需用教師十人計，全國共需萬人以上。北京人口號稱四十萬，除去外省人，上等社會，下等社會，小孩而外，所餘的中等社會，已屬無幾；要再在這裏麵找出能於教語言的人來，不知道能不能滿一萬）；而且“一傳眾咻”，結果也未必能好。至於學的方麵，困難更多。我敢大膽的說：一個人所能說得最圓熟的，隻有一種語言；其第二種語言無論是外國語或是另一種方言，都隻能說到達意的一步。以我自己而論，我在未到北京之前，就學過一些京語，後來在北京住了近乎三年，時間不能算短了，但是我曾經問過我一個學生（他是北京人）：我還是用自然的態度，說我的（藍青）官話好？還是竭力模仿說京話好？他說：先生的官話，我們句句聽得懂，可以不必說京話。我問：說了呢？他說：有點兒“寒傖”！我當然是下愚不足為例；但我在北京所常常往來的幾十個外省朋友，也幾乎個個和我一樣。那麼，下愚如此之多，也就很可以注意了。而且也頗有若幹人，是竭力主張京語，竭力為京語辯護的，而他自己所說的京語，也就“寒傖”得可以。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知道硬學京語，隻是多用了許多無謂的工夫，結果還是隻能到達意的程度，一方麵還要得到北京人“寒傖”的評語，既不經濟，又不討好。
第三，我要請大家不要看輕了中國國語已有的好根基，這根基便是我們現在筆下所寫的白話文，也便是一般主張說京語者為京語辯護時筆下所寫的白話文。我並不說目下的白話文，已經全國一致；但離開一致，也就並不甚遠。例如我是江蘇人，江蘇語與廣東語，可算相差得遠了。但我所寫的白話文（非江蘇方言的），與廣東人所寫的白話文（非廣東方言的），差異處就已到了最小度。這就是說，把兩篇文章放在一起，已不容易辨別出地域性來了。這個好現象，並不是偶然構成的，也並不是近數年來提倡了白話文學用急火煮成的。從遠處說，這是數千年來文言統一的副產物；從近處說，至少也是宋元以來一切語體文字的向心力的總結晶。我們不能說這種向心力，已很明顯，很固定的凝結成功了一個核心，但核心的輪廓，已大體完成了。若然我們要廢棄了這已有的成績，要廢棄了遠自數千年，近自數百年來曆史所構成的國語的根基，使國人對於語言的核心的觀念，一致移換到京語身上去，我們就應當把今日以前一切已寫的語體文字，並今日正在書寫的一切語體文字，完全燒毀，而其代用物，卻是《京話日報》《群強報》的語體文字。這裏語體文字的好不好，另是一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把它普及於全國，也隻須看我們的毅力如何。我所顧慮的是：我們要把不普及，不自然，非曆史的語體文字，去製勝那普及，自然，而且有曆史的語體文字，即使能辦到，我們的壽命是不是嫌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