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商即抑農
政府在糧食的供銷之間插上一杠子，“生意眼”隻好敬而遠之。1998年秋冬時節，我聽北京“紅磨房”的創辦人講他的麵粉和麵包生意。這位在溫州出生，在法國打工並進修了一些工商管理課程的企業家，對大都市中、高檔食品市場情有獨鍾。不料，千難萬難生意上了軌道，糧市政策忽然收緊，除了政府的“順價糧”，“紅磨房”不得自行到市場上收購麥子！
有了這個故事墊底，我對後來四川劉氏飼料公司不斷向房地產、高科技“轉型”之類的報道，就有了新的一層理解。放眼看去，涉足農業和食品的公司，分布的規則清晰可尋：行政幹預越頻繁、開關越沒準的市場（比如糧食和棉花），像模像樣的公司越少；有點看頭的公司，比方大連、上海的遠洋捕魚，內蒙的奶製品和毛紡品，個個遠離“順價糧”那樣的咄咄怪事。
是的，對經濟行為的解釋，有時可以像萬有引力定律一樣可靠。在一個時而開放時而關閉的市場上，誰會打長期算盤呢？既然如此，“生意眼”隻好到別處下注。結果，越是“事關國計民生的戰略產品”，企業家“生意眼”的投入越發不足。
沒有企業家的幫助，農民要在恩格爾係數下降的趨勢中，靠食品品種和品質來博取收入的增加，哪裏有勝算的可能？由此可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大錯特錯。正確的經濟觀是：重農必重商，抑商必抑農。政府真的要重農嗎？請盡快從糧食市場脫身，放手讓“生意眼”在糧食市場、棉花市場和一切農產品市場上大展拳腳。
(農民收入是一連串事件之五)
2001年8月6日
放棄農地的代價
農地一旦轉成工業用地或城鎮用地，其市值上升數倍甚至數百倍。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農地的產權主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農地轉為他用引起的增值，是由農地產權製度——特別是農地權利的轉讓製度——決定的。
“地價增值歸公”大錯特錯
差不多一百年來，有一個起源於美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喬治的理論流傳甚廣。這個理論說，土地從農業轉為工業和城市用途而引起的市值上升，是社會因素使然，與土地的主人沒有關係。因此，如果地主從地價增值中獲利，是不公平的。
當年孫中山先生受該學說的影響很深。作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不但以“平均地權”為革命綱領，而且認定必須禁止或限製地權的自由買賣，否則“富者田連阡陌，窮者無立錐之地”將卷土重來。在“中華民國”的政策傳統上，“土地漲價要歸公”一直是一句響當當的口號（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不論“土地漲價歸公”多麼振振有辭，其背後的經濟學卻是錯的。這種經濟學認為，世間各種資源的市值是由其成本決定的。難道真有“成本定價”這回事？舉我桌上的茶杯為例，如果它從1000公裏以外運來，難道就比它從1公裏以外運來要賣得貴？倘若“成本定價”的理論對頭，生產者不斷提高成本就紛紛獲利，人類的福利一定低得不值一提。
權利本身有價
現在我們遇到的，不過是一個特例：生產成本為零之物，市值突然飆升。一幅農地對於工業、城市的意義，不是肥沃程度，而是——現在房地產商經常講的——位置、位置、位置。農地因“位置”突然身價百倍，而農地之主對於“位置的生產”顯然沒有下過任何本錢。他們可以從土地溢價中取利嗎？
可以的。因為農地主人對土地增值有一項重要貢獻，那就是“放棄”農地的使用權。想想看吧，要是地主不放棄土地使用權，工業家、地產開發商、城市規劃官員們相中的“位置”，增值從何談起？
放棄一項權利，要有代價。這個道理不難明白。農地的主人本來可以通過使用農地而獲得收入，要他放棄使用，他就沒有了那筆收入。因此，“由自己使用農地的所得”，就構成了放棄使用權的代價。你不出一個合適的價錢，他橫豎不會放棄本來可以有所得的農地使用權的。
“值”字三講
比較不容易明白的，是產權的主人隻有在他認為“值”的條件下，才接受別人的出價而同意放棄使用權。在真實世界裏，“值”或“不值”，是頭等大事，不可以不講清楚。
拋磚引玉，我先講三點。第一點，麵對同一個出價，張三說值，李四說不值，他們兩個都對。這就是說，“值”還是“不值”，是非常個體的、主觀的判斷。不明白這一點，經濟學沒法入門，因為像邊際、比較優勢這類概念，都以個體的、主觀的判斷為基礎。這是經濟世界不同於物理世界的地方，值得講究“科學”者特別當心。以為掌握了經濟學，就可以替別人、替“社會”作判斷，是走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