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得到清軍守將的報告後，立即做出“加急撫綏安插”的決定，下令從國庫調銀200萬兩，調撥牛羊23萬5000餘隻，茶葉2萬餘封，米4萬餘石，羊裘5萬餘件，棉花59000餘斤，以及大量氈廬、器皿等，對土爾扈特部眾賑濟，做到了“口給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九月，渥巴錫等到承德避暑山莊覲見乾隆皇帝。乾隆帝在萬樹園設盛宴為渥巴錫一行洗塵，分別封渥巴錫等為汗、親王、郡王、貝勒等，並劃定牧場，妥善安置。為此，乾隆還特撰《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以誌盛事。
縱觀曆朝曆代的皇帝，對他們的前朝皇帝不是恨之入骨，全盤否定，就是敬而遠之，不予理睬，很少能給予應有的尊重和客觀的評價。而乾隆帝卻大不一樣。乾隆帝在對待明代君臣、對待反對過他父親雍正帝的人的態度等方麵，表現了極大的寬容和仁厚。
據史書記載，弘曆自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開始南巡，途中曾三次去江寧（今南京）祭奠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給這位非同尋常的前朝皇帝以應有的尊重和高度評價。他還追諡明代那個失蹤了的建文皇帝為恭惠皇帝，並令內閣大學士張廷玉主持編纂《明史》對於明代官吏的著作，乾隆帝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加以辨識，而不是一概予以否定。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十一月，他下詔《四庫全書》館詳細核查違禁書，分別改毀。他宣諭道：“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如錢謙益等，均不能死節，妄肆狂狺，自應查明毀棄。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熊廷弼材優幹濟，諸人所言，若當時采用，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惟當改易字句，無庸銷毀。又直臣如楊漣等，即有一二語傷觸，亦止須酌改，實不忍並從焚棄。”乾隆特別對劉宗周、黃道周、熊廷弼三人著作網開一麵，而且對有“抵觸本朝”的《四庫全書》指出“無庸銷毀”，隻須“改易字句”，這對於一個清朝皇帝來說，不能不說是極為難得的事。
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正月，弘曆捐棄前嫌，賜明代抗清名將，已故遼東經略熊廷弼五世孫熊先為“儒學訓導”。是年八月，又賜明代抗清名將，被清太宗皇太極施反問計淩遲處死的遼東經略袁崇煥的五世孫袁炳“以八九品官選補”。因反對雍正帝而被革去黃帶子、削王爵、交宗人府編入“佐領”的八王阿其那和九王塞思黑，二人雖已死亡，全家受到株連，弘曆繼位的當年，就宣旨“賞阿其那、塞思黑子孫紅帶，”並改正了株連。對於曾逮問下獄論斬的明代名將嶽鍾琪，弘曆繼位十三年給予啟用，讓其擔任提都。嶽鍾琪不負乾隆帝厚望，在平定大小金川叛亂中立下戰功。頗有才幹的大臣李侍堯，滿洲鑲黃旗人，曾因貪汙罪被定為“斬監候”，後來弘曆免其死，令其戴罪效力，先後任湖廣總督和閩浙總督。李侍堯也沒辜負乾隆帝的信任，為平定福建、台灣叛亂鞠躬盡瘁，立下了大功。類似的事，在乾隆帝執政時期還有不少，可見他的度量之大。
寬宏大度，海納百川，既是清朝實現“康乾盛世”的重要政治基礎，也是乾隆帝健康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
乾隆的兒子嘉慶皇帝，36歲登極，在位25年，享年61歲，也是一個比較長壽的皇帝。由於鴉片戰爭暴發、外國入侵，嘉慶朝是清朝由盛轉衰的朝代。嘉慶帝處在“康乾盛世”和“道鹹哀世”之間，扮演了清朝由盛轉衰的皇帝角色。但他性格中和，體魄強健，到了60歲還能“登涉川原，不覺疲勞”。清宮醫案表明，嘉慶帝能夠比較長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性格中和，重視養生。他認為，“修德以養生”，才是“養生之大道”。嘉慶帝在他的《養心室記》中寫道：“夫飲食有時，起居有節，此養生之小道也；本仁祖義，誌道據德，此養生之大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