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奧外相經過一整天的深思熟慮，斷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經到了不得不轉向“機動多變”的時期。他估計，對於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會同意。於是，在第二天的閣僚會議上，他表示原則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兩項補充：
“一、同清政府進行談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結果如何，我國派往朝鮮的軍隊絕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讚同我國的提案，帝國政府應以自身力量擔當促使朝鮮政府進行改革之任。”
經首相上奏，獲得批準。
這件事陸奧曾大吹大擂，認為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為什麼估計清政府不會讚成共同改革呢？因為陸奧確信，清政府對朝鮮肯定要堅持宗主權，隻能由它來改革朝鮮、指揮朝鮮。
清政府有這種想法是很明顯的。因為認可了同日本共同去改革，不啻否認了對朝鮮的宗主權。《蹇蹇錄》中寫的是十之八九，實際上，陸奧肯定是認為清廷百分之百地不會同意。
日本的報界也不斷地煽動強硬論調，甚至挖苦說：“大概不是為了搞一次閱兵式，才派兵去朝鮮的吧！”
陸奧外相把這次內閣會議的決定照會給中國公使汪鳳藻，是在6月17日。汪公使立刻電告天津：“日誌（日本的意誌）留兵，在於協議善後。其布置若備大敵，似應厚集兵力，隱伐其謀。”
汪公使建議：事已至此，應集結兵力，以備日本。然而，李鴻章不認為這是上策。
次日，袁世凱也給李鴻章打來長文電報，提出：倘若日本無撤兵之意，中國也應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國有慈禧（慈禧太後）之慶典，以為我國必然忍讓。如果看出我方準備大舉，或可易於結束。請先調水師速來，嚴加防備，然後陸續派來陸軍，以為後備。與此同時，請各國駐我國公使從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決裂。
袁世凱當然很清楚李鴻章不願開戰，所以說服他一邊增兵，派遣海軍，一邊請各國外交官從中活動，多做些工作，這樣才可能避免戰爭。
這期間，日軍不斷在仁川登陸。大鳥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內閣會議上，內容是“讓4000名士兵侵入漢城的理由難以找到，日本政府的這種措施隻能有損於外交關係，若政府為實現出兵之素誌，具有應付一切後果之決心，則不必顧及”。
陸奧複電說：“我軍駐留漢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鮮的負責人軟弱，而本國政府的首腦極強硬。中國正相反，在朝鮮的袁世凱不斷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鴻章是盡量回避。
袁世凱督促駐在牙山的葉誌超提督做出進入漢城的姿態。他認為：“日本人跳梁之意圖，在於防我。我若一振，則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進駐，先散布我軍進駐的謠言，等對方行動後再動，豈不是更好。”
袁世凱似乎有點兒等得不耐煩了，但葉提督認為這事非同一般，自己難以決斷，便向李鴻章請示。
“超以為事先虛張聲勢，於事無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漢城、仁川兩地，嚴密戰備，應如何處置？”
對此，李鴻章訓示：“移防漢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漢城較近。事先勸說朝鮮王要鎮靜自若。萬一有事，可以馬山浦給予保護。將電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師開赴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鴻章當然在積極做各國工作。這時，駐日公使汪鳳藻報來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詳細內容。共有5條，寫得頭頭是道，內容無可挑剔，如能照樣實施，對於朝鮮來說，實在是值得慶賀的。問題在於要中日兩國共同參與。有關朝鮮問題，清廷是不能與日本站在對等的立場上的。清政府堅持著宗主、藩屬關係，而日本則否定這種關係的存在。所以，這5條的共同提案，內容如何是次要的，隻不過把該列入的全列進去了而已。
就日本來說，提案是有意義的。內容姑且不論，對提案的反應如何，也壓根兒沒當回事，目的隻有一個——“使大軍停留在朝鮮的借口”，別無他求。
汪公使在接受提案、同意向本國轉達時，甚至說：“不管怎樣，我認為撤兵是先決條件。”提了一個問題以外的意見。
汪公使接到本國指示，正式答複日本，是在6月21日。
清政府列舉三項不同意的理由：
一、朝鮮的內亂業已平定，清軍已無必要代替朝鮮政府討伐亂軍。中日兩國所要協力鎮壓的對象已不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