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判斷，認為中國既然過度依賴外需，而美國和發達國家經濟出了大問題，中國就一定被連累得不輕。2008年10月的時候，有人甚至預言中國經濟要保零也難。我自己去了珠三角和長三角不少地方看，外銷訂單的確一時掉得厲害。不過，我也看到在全球化打通的條件下，中國與歐美日本各自的比較優勢還是大有潛力，中國綜合的成本優勢並不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就消失了。美國經濟高度發達，其進口需求經由金融而形成，金融危機當然衝擊需求，但隻要金融穩下來，它的進口需求還是會上來的。
此外，中國連續多年高速增長，內需是存在的。民間、地方、中西部地區的發展衝動還是非常強烈。加到一起，也就是在2008年10月市場價格紛紛跳水之際，我說中國經濟衰退的可能性等於零。我還認為，說本次美國金融危機比1929~1933年危機還嚴重，恐怕有點言過其實。那個危機的貨幣環境是金本位體製，市場恐慌了誰也難有大作為。但是當代的美國歐洲，哪個還實行金本位製？都是法定不可兌現的貨幣——市場中人怕了，政府隻要有膽印了票子用直升機撒，別的麻煩會有，但像美國曆史上那樣的大蕭條卻不可能再現。
《中國青年》：您認為所謂的“後危機時代”已經到來了嗎？
周其仁：早就是後危機時代了。美國股市2009年3月後漲了60%，那還叫危機？西方政要不肯斷然宣布“退出”刺激政策，不是他們的經濟沒有複蘇，而是經濟複蘇與就業脫了節，成為所謂“無就業增長的複蘇”。所以他們舉棋不定、進退為難。這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現象。至於中國，2009年信貸增加9萬多億，廣義貨幣的增加超過GDP增長很多，更早就不能稱之為危機了。現在要麵對的是應對危機時所付出的那些代價，如貨幣過於寬鬆，還有財政負債、主權債務危機等等。
理想和現實的距離，哪一代青年都會遇到
《中國青年》：很多人都知道，您年輕時下鄉在完達山狩獵7年，當今的青年人可能沒有那樣的波折與傳奇，但是也會麵臨著“蝸居”、“蟻族”之類的困境，對於媒體所謂“失夢的一代”，您有什麼期望或建議嗎？
周其仁：理想與現實有距離，甚至有衝突，應該是哪一代人都會遇到的吧？不同的隻是時代背景不一樣，理想與現實矛盾的具體內容也許有點不同。就我接觸到的同學，還有我訪問過的很多機構像阿裏巴巴公司的那些年輕人，我可不認為他們是所謂“失夢的一代”。他們的夢，顏色遠比我們當年的多姿多彩。我也看到很多年輕人，浪漫做夢，踏實做事，走他們自己的路，總結他們自己的經驗教訓，我就是真有建議也派不上用場的。
《中國青年》：作為“充滿理想”的一代人怎麼看可能更“注重物質”的新生代？
周其仁：怕不好作這樣鮮明的對照。小時候我想要一本黃胄的畫冊，過了好長時間也沒有得到，可失望了。也記得上中學時騎上了媽媽給買的新自行車，美得跟什麼似的。那不也是很“注重物質”嗎？
當然，當年學雷鋒運動如火如荼，我們的確心甘情願地做過不少好人好事。而今天的青年誌願者也不比當年的差，汶川地震救災中的那些故事，就是放到1965年也是響當當的。現在的問題，不是青年人有什麼特別，而是轉型社會遭遇的道德標準紊亂問題。據說有個代表團到歐洲某國家取經，借鑒如何防範法官腐敗，不料人家說幫不上忙，因為多少年以來就沒有發生過此類案子。我以為在那種情況下，再富裕也不用擔心隻注重物質的下一代。
《中國青年》：30年前，您和同齡人的困惑可能在於人生的選擇相對單一，當今青年麵臨的問題是，選擇多了，反而更迷茫了。
周其仁：那也許可以請他們從經濟學的思維中吸取營養。我知道的經濟學，從一個角度看，就是關於如何在有限資源的約束下對多個目標做出選擇的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