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麵上，人們看到很多中國的政府機構很像“公司”，而不少黨政領導人很像“老板”，同樣在那裏爭利逐利，但他們又擁有唯有“公家”才擁有的合法強製力。在台麵之下，權力攪買賣的活動天天包圍著那些看起來很像老板、其實還是官員的幹部，腐敗的發生就不是個別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體製轉型中的係統性風險。
這個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文化，即人情社會的傳統使然。過去的中國文化裏，也還有官家不得與民爭利的傳統呀。當然，公權私權的界分不清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所謂“人情社會”對權力腐敗見怪不怪，倒是提高了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減輕了問題的緊迫性。不過，我還是傾向於把當下的權力腐敗作為超級國家公司轉型中的問題來看待。目前國際國內都有這麼一個傾向，就是試圖在理論上把中國轉型中的製度和組織模式化，似乎官商不分的現實正在構建出一個新文明，似乎超級國家公司的中央計劃經濟模式雖然失敗了，但變成碎塊的小超級國家公司僅僅因為彼此之間展開著商業競爭就成就了人類曆史上最好的經濟製度。我對這些傾向持保留態度，我以為中國如果不直麵自己成功的漸進改革中尚未解決的權力腐敗問題，迄今為止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能不能持續，還是未定之數。
《中國青年》：能否寄希望於政治體製改革？在您看來，這是鄧小平未完成的事業。
周其仁：實踐證明，鄧小平在1986年關於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關係的論點，並沒有過時。任何一個健康的社會，都離不開合法強製力即政府的服務。問題在於，一個社會須臾不可離開的合法強製力，本身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監督和製衡。現在我們看到的很多壞現象，公眾議論紛紛、批評和抨擊的，甚至激發群體事件的，差不多都圍繞這個主題在展開。幾年前我講過一個觀點：國家權力不上軌道，私人產權很難上軌道。要國家權力及官員的行為上軌道，就離不開政治約束條件和機製，這就離不開政治體製的改革。
《中國青年》：鄧小平形容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您認為在改革開放走過了30年之後，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更長遠明晰的國家策略？
周其仁：從認知的角度看，實踐理性永遠比少數精英規劃、設計的理性更為可靠。未來充滿不確定性，所以應該沒有什麼人可能把什麼都想全了，然後規劃一個理想社會讓大家進去就獲得現成的享受。這樣看，“摸著石頭過河”所表述的知行互動、多樣化局部試驗、給行得通的做法提供合法化的承認等等這一套，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也依然有效。
當然，強調基於經驗的實踐理性，並不排斥理念——那些在長久的人類社會生活的經驗裏提煉出來，又經受經驗檢驗過的抽象準則。譬如受保障的財產權利、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限的最大限度的自由、程序正義、民主與法治等等，就不能說隻有西方社會才需要，中國就不需要。把這些抽象的普世價值作為中國發展的目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要真正實現這些抽象的準則，還是離不開實踐理性。
後危機時代，需要麵對“貨幣寬鬆”、“財政負債”等問題
《中國青年》：2007年由美國蔓延向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為中國的發展帶來的新的挑戰，麵臨這場來勢凶猛的全球性危機，不少經濟學家都做出了悲觀的預言，您對中國經濟的整體趨勢還是一直持樂觀態度的，您的信心來自哪裏？
周其仁：真的不是樂觀，隻是比較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