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進”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中國前行的障礙是改革動力問題
《中國青年》：您的《中國做對了什麼》一書以一個問句作為書名，那我們就從這個問句開始，您認為在30年改革之路上，中國究竟做對了什麼，才取得被稱為“中國奇跡”的經濟增長成就？
周其仁：從大處看，中國做得最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要是沒有改革開放，今天人們常講的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不可能這樣強勁有力。
開放之初，偌大一個中國的全部出口，一年不足100億美元，從來不需要擔心什麼“過度依賴外需”。改革前夜，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年隻有134元人民幣，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幾百元。老百姓收入那樣低，但消費品還要憑票憑本供應，所謂“短缺經濟”，好像怎麼也拉不動生產。
那時的投資率倒也不低，但論投資規模，完全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語。1968年我從上海去東北下鄉的時候，“大上海”最高樓（國際飯店）隻有24層；火車在南京過長江還要擺渡。後來南京長江大橋建成，舉國歡騰。今天你去上海可能不再注意國際飯店，而整條長江到底有多少座長江大橋，再也算不得新聞。作為十幾億人口的大國，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裏把國民經濟搞得如此翻天覆地，做對的事情就是改革開放。
《中國青年》：盡管有今天的成就，您也提到中國的這部改革史尚未完成，您認為前進之路上最大的阻礙是什麼？
周其仁：人們常說中國的改革是漸進的。這是與前蘇聯的改革路徑比較而得出的結論。前蘇聯和改革前的中國，經濟體製的基本特征都是計劃經濟，就是把整個國民經濟當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來辦，權力高度集中，信息不靈，經濟活動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改革，特別是要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靠價格，而不是靠行政官僚命令來配置資源。但是，在怎麼改的問題上，蘇聯和中國的選擇不同。
葉利欽似乎認為既然要搞市場經濟，那就從西方市場經濟裏請個高明的專家設計出一個改革路線圖，照單改就是了。於是就有“500天激進改革計劃”之類的故事發生。
中國沒有那樣幼稚。西方的市場經濟是多少年多少代社會經濟法律關係演化的結果，即便有專家知道當今市場經濟是怎樣一回事，也並不一定知道那套經濟究竟是如何來的，更不知道怎樣從一個“超級國家公司”（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哪裏走不通了就東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個解決方案，再來回做試驗，直到解決問題。事後比較，多數人認為中國的漸進策略優於前蘇聯的激進策略。
不過這也落下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漸進式先易後難，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當難啃的骨頭。更麻煩的地方，是因為易改的改了，經濟上收到了成效，人們對還要不要再改革攻堅，就不容易達成共識。畢竟改革前無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觸動一些既得利益，“漸進”就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誠如我在這本集子裏梳理的，早期的改革開放都是逼出來的。譬如幾億種地的農民吃不飽飯，不改過不下去，所以包產到戶。現在因為改革成功，再也難有類似當年那種逼的形式，結果就說改革得多，實際改得少。如果說什麼是最大的障礙，我以為還是改革的動力問題。這樣拖來拖去，漸進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礙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
“摸著石頭過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中國青年》：改革的過程中派生了腐敗，在您看來，腐敗和改革賽跑的現象，是人情社會的侵蝕還是因為製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周其仁：這的確是個嚴重問題，或許可以說是漸進改革策略還要麵對的最大挑戰。
在邏輯上，過去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其實就是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黨政企不分、權力高度集中。由於運轉不下去，才放權改革。可是在實踐上，放權改革是漸進的：部分過於集中的權力放到了公民個人和普通企業手裏，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權力，隻是放到了較低級別的、還是黨政企不分的國有企業、部門政府或地方政府手裏，而無論中央的還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權力。所有這些權力主體，一起在“市場”裏競爭。由於具備了合法強製力的國家權力也“下了海”，憑權力設租尋租，就做不到“法律麵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