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曾經這樣描述過自己：“我的胸中深藏著黑暗和痛苦，但我沒有把苦惱向別人公開表白過。然而，有著黑暗和苦惱的人，同時也是祈求靈魂的淨福和平安的人。我的作品中所表現的靜謐和純樸的風格，抑或正說明我缺乏這些，才如此希望，如此進行切實的祈禱的。”經過黑暗的人，才知道陽光的明媚；有過苦難的經曆，才備感生命的珍貴。東山魁夷的父母兄弟先後被病魔奪走了生命，而他自己又經過戰爭的離亂，但他卻從災難中走了出來，精神得以升華，藝術愈顯圓熟。這種人生哲學及美學精神貫穿了東山魁夷的整個人生和創作之中，使其繪畫及文字的魅力經世相傳，走向永恒。
鄉愁
翻譯家唐月梅回憶：“有一年作為訪問學者旅日期間，我有幸再次會見了這位日本偉大的畫家和隨筆家。當時我們一踏進中山東山宅邸的門檻，迎麵的是東山夫人的親切笑臉和撒滿庭院小徑的鮮豔玫瑰花瓣，聽東山夫人說，這是東山先生為歡迎親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設計的。從這一時刻開始，我就已經沉湎在歡樂之中。穿過林蔭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簾的是立在客廳門前的東山先生慈祥的麵影。先生將我們迎進客廳，讓我們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麵對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綠，映著背窗而坐的東山佛爺似的豁達的瞼，我立即浮現這樣的念頭：這不正映現出這位巨匠的明淨心境嗎?
從他的溫和的談話中，我仿佛更貼近他那顆在書畫卷中探索日本美、東方美的深邃的心。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開始北歐風景畫的藝術創作。他雖身居西方，卻心懷故國，正是這種對西方的憧憬和對故國的鄉愁，形成了他的文學藝術的東方傳統的現代精神。我們從他的北歐風景畫，或日本和中國的風景畫中，不是可以發現這種藝術的精神嗎?不是從他的相關隨筆中也可以聽到他這種聲音的回響嗎?他說過：他的美術是不斷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為緯線，以日本傳統文化性格以及對其眷戀為經線編織出來的。
在與我的談話中，他說，他是先傾斜一方，然後再取得平衡，是通過西方來眺望東方經過這樣——一個迂回的。我心想：他從西方凝視日本的美、東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東方的民族藝術的特質，增加對日本民族傳統的認識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對鄉土熾烈的愛和對西方的親和感情的基礎上的。我們從他的畫文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在選擇汲取西方藝術精華的時候，首先強調的是明確地把握住日本，將藝術的根，植於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藝術隨筆裏，東山魁夷曾飽含深情地說：“打出生時候起，我就生長在東與西的連接點上。對於異國風物充滿了憧憬，看到富有鄉土氣息的東西就會泛起鄉愁，這就是我的命運，也是日本文化的命運。”“瀨戶內海的這片土地、山和海……傳遞著生命的根本。它對我來說，不僅是一種拯救，而且直到後來還深深地隱藏在我的內心深處，成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水墨：
東山魁夷曾3次到過中國，撫觸到中國民族精神的美。他到過風景優美的黃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和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要道——絲綢之路。這3次中國之行，使他走進了中國水墨畫的世界。他的以中國風景為對象所作的畫，幾乎都是采用水墨。他對中國有很深的情誼，中國民族審美傳統深深地浸潤了他的心。
東山早在1943年就到中國寫生旅行，以後中日兩國經曆了不平常的年代，直到1976年，他才第二次來到中國。從此，他頻頻出訪中國，進行了大量的寫生。在1976年4月底開始的中國之行中，他下榻於北京飯店，發生了一件對東山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後來他追述道：“我從北京飯店的窗口眺望故宮，萬叢新綠映襯著紅牆黃瓦，情不自禁地寫起生來。本來，按照我的習慣是應當用顏料來作彩色畫的，何況展現在眼前的，又正是由紅、黃、綠構成的色彩富麗的風景。可是，我突然感到一種衝動，一種想要把這明快嬌嫩的綠陰和金光四射的琉璃屋脊全部用墨表達出來的渴望！於是，我漫長的畫家生涯中第一幅水墨寫生，就這樣誕生了。從那以後，在中國各地旅行時的寫生，我幾乎都是用墨。最後到了桂林，在沿漓江而下的船上，我著迷似的一氣畫了好幾張水墨寫生。這時，我甚至感覺到，要表現這裏的風景，竟然是惟有墨才能勝任。”水墨畫在他的晚年創作中留下了光彩的一筆。1976年的《桂林月夜》、1977年的《凍池》都一步步走向了水墨畫世界。1978年在中國展出的《漓江春色》六曲一雙屏風以及《黃山雨過》和1979年為日本紅十字會描繪的《欲晴的朝霧》全部為水墨畫情調的作品。
正如東山魁夷在《水墨畫的世界：中國之旅》中寫到的：“我想今後更深入我的水墨畫世界，這是一條無盡頭的道路，但是我沒有舍棄色彩的意思。為什麼呢？因為在沉醉於水墨時，不可思議的是我更強烈地感受到色彩的魅力。將感覺和精神的世界與色彩和水墨對比，似乎不能簡單地切割，但我仍然認為水墨畫其有的深遠的精神世界比色彩更遙遠深奧。因此，對感覺性色彩的喜愛，肯定終生會不斷誘惑作為畫學生、探求者的我。”
偶遇：
許多畫家都對黃山情有獨鍾，李可染也是這樣，他常到黃山寫生。
一天，李可染巧遇同樣來黃山寫生的日本著名畫家東山魁夷，而且兩人竟還住在同一層樓，李可染住西邊，東山住東邊。兩位“高手”見麵，熱情地相互打招呼。這天黃昏，夕陽映照著峰巒，使本來就很美的景觀更添了幾分姿色。東山魁夷住的那邊看不到，便和夫人跑到李可染這邊來看美景。望著眼前的絕美景色，東山對著李可染直點頭，說：“中國的黃山之美，真是令世人豔羨哪！”
次日，李可染到排雲亭寫生，剛畫了幾筆，東山魁夷也到了。他和李可染選取了不同的角度，畫對麵的“仙人脫靴”，而李可染畫的是“仙人踩高蹺”。鄒佩珠走過去看東山畫速寫，見他用的是一種日本生產的速寫紙，也不用鉛筆，用的是日本生產的速寫筆。用這種筆和紙，如果沒有畫好，不用橡皮擦，可以用水洗掉。鄒佩珠從頭看到尾，連聲讚歎東山畫得很生動、傳神。後來，李可染到日本辦畫展，又和東山魁夷見了麵。他把自己的展覽圖錄送給東山，東山深表謝意的同時，又回憶起當年兩人一起在黃山寫生時的情景。
雅號:
東山魁夷曾在《美與遊曆中》寫道：“‘東山’是家姓。能給人以日本人的和善之感。這也是我天生的性格，但我意識到藝術單靠和善是不夠的，加之在山區旅行後對嚴酷的追求，覺得如果在‘東山’的後麵加上一個溫和的雅號的話，就會讓人感到沒有骨氣，因此就起了‘魁夷’這個相反的雅號……此外,‘東山’的筆畫很少，魁的畫數多，且有粗硬之感，如果後麵的字的下部沒有拉開的話，就沒有一種平衡感，於是就用了‘夷’這個字。而且‘東山’的音節長，名字是簡潔且用三個音節斷開的好。因而就選了‘魁夷’。實際上，我的意圖是表明‘東山’的和善和‘魁夷’的嚴酷，這二者的結合，對我來說都是需要的。
知己：
文豪川端康成與畫家東山魁夷的交情始於1955年，起初是東山為川端的小說設計版式和繪圖，後來東山發現川端收藏美術品的品位極高，兩人如遇知己，並在藝術道路上互助相攜。
上世紀六十年代，川端康成曾勸東山魁夷畫一下京都清秀的風景，因為當時的城市開發使老建築消失了很多，後來東山魁夷連續創作了組畫《京洛四季》，成為東山畫的代表作品。當時一直住院的川端寫信給東山：“我在病房每次看你的畫，就覺得春光照到了身邊，畫中杉樹的綠色也會發亮！” 川端所說的這幅畫就是《冬之華》，是東山描畫京都風景當中的一幅。後來，川端康成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東山魁夷為了表示祝賀，送去了自己的作品《北山初雪》。
東山請川端康成為畫集《京洛四季》撰寫序文的時候，適值川端康成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東山回憶道：“我想，也許是不大可能了。公布獲獎那天，我半夜裏跑去祝賀，看見先生坐在內廳裏，一個人孤寂地抽著香煙。我道過賀，表示想收回托他作序的請求，他馬上說，‘我寫，我到京都去寫。’‘您太忙了？？’我有些難為情。‘一點也不忙，別的一概被我回絕了。’後來我收到了他從京都飯店寄來的長信，告訴我序文完成了。這篇序長達三十頁，通過京都這個地方，闡述了他對日本的美的懷想，優美的文章裏穿插著短歌和俳句：
晚秋青蓮院，巨樟嫩葉鮮。
綠葉罩大地，日光三兩點。”
在聽到川端康成去世的消息後，東山魁夷在《星離去》中表達了對這位好友的懷念。“川端先生自殺了。我的腦子裏充滿了這一沉寂而悲涼的思緒。我沒有立即產生‘為什麼’的疑問。周圍一片寧靜，隻感到一切事物都在緩緩潰滅……先生的遺體已經入殮了。但麵部還露在外麵。我接過含水的棉花，揩抹著他那緊閉的嘴唇。這是一副莊嚴、親切而安詳的麵容。我還從未見過先生閉著眼睛的樣子。這是多麼安然的表情啊，這表情代表著先生的身心一同進入安眠的狀態了。我心中一陣難過，眼淚又止不住湧流出來了。像先生這樣的人，到底不是世上的常人，他是遙遠的，他的存在就像萬仞孤峰，高聳雲表。我姑且享受著先生的厚遇和恩惠罷了。如今，我不論說多少感謝之類的話，都無法加以表達先生給予我精神上莫大的支持和鼓勵，我說不盡內心的喜悅和敬畏。先生不但尋覓著美，而且熱愛美。美，可以說是先生的休憩，喜悅，恢複，是生命的反映。我之所以能同先生長期而親密地交往，是因為除了美之外，我們幾乎沒有談及其他任何東西。此外，對於我來說，除了美之外，再沒有別的話題可談。美牽係著先生的一生，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啊……或者說，先生和我，都有一顆孤獨的心，而我們又有一種強烈的願望，彼此都想倍加珍視這種孤獨的心靈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