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七抗戰那一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終沒有寫過長篇。為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隻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旨，可以從容搜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麵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隻好等等看。
去年夏天來碚，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氣極熱，不敢回渝；北碚亦熱，但較渝清靜，故決定留碚寫作。（二）抗戰中曾屢屢試寫劇本，全不象樣，友好多勸舍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碚服務，關於軍事者可隨時打聽。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於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腸，一切停頓。二十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雞：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複，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為《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不晝夜不分的趕活，而天天把上半天劃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寫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即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種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辦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象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煙，喝茶，楞著，擦眼鏡，在屋裏亂轉，著急，出汗，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的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處。這些堆砌起來的破磚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筋疲力盡！隻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的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的一個地方，這就是說，它並不存在，而是由我心裏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在任何淪陷過的地方住過。隻好瞎說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讀者連那裏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真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它！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寫的方麵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麵都不敢深入，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隻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把裏麵裝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我以為這個意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麼戰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為什麼不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麵的，無分前方後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人人全都受著戰爭的影響。曆史，在這節段，便以戰爭為主旨。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著眼過日子，假充胡塗。不錯，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可是，隻有我們分析它，關心它，表現它，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滅戰爭與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麵對現實與真理的勇氣，而隻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既不能因冷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勝利；隻有我們取得勝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醜惡中把美麗奪回，從破壞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為什麼作家單單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