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條至第十三條，專門討論俄國、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匈、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等國具體問題，在此從略)
十四、確定約章，組織國際聯合會，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
此演說一經公布，四方轟動。尤其是“十四條”中提出的:各國在外交事務中“均須開誠布公”和“以國際之公意”為準則;“對殖民地之處置，須推心置腹，以絕對的公道為判斷”;“組織國際聯合會，其實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國際關係學院編《現代國際關係史參考資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188頁。這些說辭對飽受弱國之苦，渴望民族獨立和領土完整的中國人來說，真有“及時雨”之感，人們幾乎不假思索就掉進了“公理戰勝強權”的迷霧中，並對美國產生了極大的幻想。胡適在北大演說中溢美之詞連篇，聲稱:“這一次協商國所以能大勝，全靠美國的幫助。美國所以加入戰國，全是因為要尋一個‘解決武力’的辦法。”“把各國私有的武力變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變成了世界公有的國際警察隊了。這便是解決武力的辦法。”《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2月27日。陳獨秀則在《每周評論》的發刊詞中說:“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屢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個好人。”《每周評論》第1號，1918年12月22日。胡適、陳獨秀等人的言論影響了更多的青年學生。當時北京各校的學生，有不少人竟跑到美國使館區高呼:“威爾遜大總統萬歲!”
在歡天喜地慶賀勝利之後，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成為中國人關注的焦點。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經此世界大戰，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可以擺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爭得關稅自主的權利，收回被日本占據的青島和膠濟路，在世界上抬起頭來做人。北京政府司法部曾發電各省，征求收回領事裁判權的意見。國會中也有人提出收回山東權利的方案。各界人士紛紛圍繞巴黎和會獻計獻策。劉宋斌、姚金果:《中國共產黨創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頁。
1919年12月以後，隨著巴黎和會召開日期的臨近，中國社會各界輿論中充滿了更多的期盼，報紙雜誌紛紛著文恭賀。上海《民國日報》在1919年1月5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歐戰的勝利說成是“協約國及美國之大戰成功”，說這次巴黎和會召開時，中國可以“挽百十年國際上之失敗”，使中國能夠“與英法美並駕齊驅”。不僅青年學生和普通民眾這樣想，連梁啟超這樣的大人物也這樣想。梁當時著文《國際聯盟與中國》，不僅替威爾遜的“國際聯盟”大肆宣揚一番，而且斷言從此世上沒有侵略主義了。他說:“威爾遜提出的‘國際聯盟’是實現‘將來理想的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蓋侵略主義既為天下所共棄，此後我友邦斷無複有以此加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麵之製裁，使莫能發，故此後更無國防之可言。”《東方雜誌》第16卷，1919年2月。懷抱這樣的信念，梁啟超早早地在12月28日就從上海登上輪船赴法國觀看巴黎和會，同行的還有張君勱、丁文江等人。梁的這些論調和行為現在看來實在是太天真了，但在當時，確實是中國許多有識之士的想法。
“公理戰勝，強權失敗”，這成了1918-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之前中國社會最強流行語。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戰勝強權”這一句話。克林德碑從東單移到中央公園後，上麵大書的也是“公理戰勝”這四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