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如《史記·範雎蔡澤列傳》所記,楚國“兵震天下,威服諸侯”。
吳起變法是由國家主動采取的調適行為,這與掩庀賦相像,但牽涉麵更大,而衝擊力更強。所謂調適,即在不改變生產方式的前提下,去改變生產方式和治理方式的某些環節。這樣的變法,當然不是變奴隸製為農奴製。
當時的變法家,有緩進的,有急進的。緩進的如李克,急進的如吳起。緩進的見效慢而不易生變,急進的見效快而易於生變。孰優孰劣,則因國情而異。在君主專製政體下,多傾向於采取急進方式,但變法家往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
吳起觸犯了許多權貴。這些權貴盤根錯節,平時相互勾結或相互傾軋,這時卻以吳起為公敵了。隻是礙於吳起深受悼王信任,他們一時還不敢發難,這便是所謂投鼠忌器了。
就在伐魏救趙的當年,悼王去世,吳起這位客卿失去了唯一的安全保障。權貴連操辦悼王的喪事也顧不上了,當即群起攻吳起,吳起正在宮內,中了箭,急忙撲在悼王屍體上。作亂的權貴對吳起連射帶刺,殺死他之後,又肢解了他的屍體。
悼王子熊臧繼位,是為肅王。
作亂的權貴正在彈冠相慶,不曾想到竟會被肅王誅戮殆盡。他們作亂時,也有忙裏出錯,射中或刺中悼王屍體的。按照楚國的法規,凡用兵器碰到楚王屍體的,一律處死,而且罪及三族。由此,經肅王授意,新任令尹捕殺了所有攻殺吳起的權貴及其三族,共70餘家。據《呂氏春秋·上德》,可能隻有陽城君得免一死,他逃出楚國去了,封地充公。
《呂氏春秋·貴卒》說,吳起中箭後,邊跑邊從自己身上拔下一支箭來,把它插在悼王的屍體上,同時高聲叫喊,說是亂黨謀害大王。也許確實如此,但也隻為肅王盡誅亂黨提供了一個借口,假如肅王也是反對吳起變法,他就會把這事定為吳起的死罪,而置亂黨於不問,甚至會以亂黨為功臣的。
（第三節變法後的起色
《韓非子·問田》說:“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
似乎吳起變法失敗,而商鞅變法成功了。其實不然。吳起在楚國開始變法,比商鞅在秦國開始變法早大約33年。吳起變法曆時9年,商鞅變法曆時18年。吳起被肢解,商鞅遭車裂。可是,人的生死、榮辱並不等於法的成敗、存亡。楚肅王為吳起報了仇,秦惠文君卻是支持甚至慫恿宗室大臣殺死商鞅的。至於楚國的削亂,那是自吳起死後約70年的丹陽之役中為秦所敗才開始的;秦國的富強,則是在商鞅死後22年滅了蜀才實現的。時勢和國情都不同,說吳起變法失敗而商鞅變法成功,是沒有理由的。韓非為文,雄則雄矣,辯則辯矣,但有時喜篡改史實或假托寓言以遷就論點,讀者不可盡信。
肅王盡誅亂黨後,楚國麵臨的最大困難是缺少久經考驗的賢臣良將。時勢造英雄,但同樣的時勢未必能造出同樣的英雄來。肅王時,雖在邊境衝突中喪失了一些城邑,但使民眾得以休養生息,為宣王時的恢複和威王時的振興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前提。
公元前379年———肅王二年,徒擁虛號的齊康公去世,呂氏絕祀。公元前377年———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楚築扞關以拒蜀。茲方,一說在今湖北鬆滋,與楚都隔江相望,不確,其地應在川東近鄂西之處。扞關在今四川奉節東,雄踞三峽西口。蜀與楚不相接,蜀伐楚必須假道於巴。
公元前375年———肅王六年,魏伐楚,取榆關。同年韓滅鄭,徙都於鄭故都。公元前371年———肅王十年,魏伐楚,取魯陽。當初魯陽文子揮戈回日,意氣幹雲霄;此時重鎮失守,楚人心情的抑鬱是可想而知的。
肅王立十一年死,無子。其弟熊良夫繼位,是為宣王。
宣王承襲了肅王的穩健方針,國力和兵威都在恢複中。
公元前369年———宣王元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分晉靜公食邑,晉乃絕祀。
公元前367年———宣王三年,周室內亂,經趙、韓兩國幹預,分為西周、東周,從此便天有二日了。
從公元前366年———宣王四年起,秦加強了對魏的攻勢,魏對秦則改取守勢了。公元前361年———宣王九年,魏徙都於大梁。是年,秦孝公立。
《史記·秦本紀》概略地介紹秦孝公初年時國間形勢,其文曰:
“河山以東強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並。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漢中、巴、黔中都是郡名,它們從北到南,構成楚國的西部邊疆。公元前356年———宣王十四年,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厲行變法。衛鞅出身衛國公族,別稱公孫鞅。後來封在商邑,號為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