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老子有三位,其實大概隻有兩位:第一位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全稱應即老萊子,是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第二位是戰國早期的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聃”或作“儋”,曾仕於周為太史,其專職為守藏室,發展了老萊子的學說,把老萊子的遺著改寫為分作“道”、“德”兩篇的《老子》。
老萊子鄉貫不明,相傳晚年隱居蒙山,其地在今湖北荊門。歸隱之前,曾在楚國的北境居住,從而孔子有幸向他請益。戰國中期的道家對此尚有近真的傳聞,以為老子是南方人。《莊子·庚桑楚》
記庚桑子對南榮趎說:“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趎從其言,帶著幹糧上路,“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這個老子既然在南方,那就一定是老萊子了。《莊子·外物》記孔子見老萊子,說是事出偶然:老萊子的一位弟子出門打柴,遇見孔子,回去向老萊子報告,老萊子派這位弟子去把孔子叫來的。《戰國策·楚策》記:“或謂黃齊曰:
‘……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太平禦覽》卷915引《莊子》佚文,記老子讚孔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以鳳喻聖賢,是南方的楚俗。孔子也曾讚老子,喻之為真龍,事見《禮記·天運》。以龍喻聖賢,是北方的夏俗。聞一多說:“龍、鳳是天生的一對,孔、老也是天生的一對。”智哉斯言!
儒學和道學,大致說來,前者盛於北方,後者盛於南方。說得更加準確一些則是,前者盛於黃河中下遊,後者盛於淮水流域和長江中遊。戰國中期道家的主要代表莊子及其弟子,認為道家集中在南方的楚國。《莊子》一書所記有道家思想的人物,除了子虛、烏有之輩而外,幾乎全是楚人。據說,楚國的一些農夫也有道家思想,如《莊子·天地》所記子貢在漢陰遇到一位種菜園子的老農,“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建議這位老農改用桔槔以提高工效,不料被這位老農劈頭蓋臉地指責和嘲笑了一通。這位老農說:“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
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這位老農所講的,全是道家的理論。當然,這是戰國中期的道家編造出來的一個故事,但它用誇張的藝術形式顯示了道家學說流行於楚國的史實。
楚國本來盛行巫學而兼用雜學,巫學是楚人的傳統學術,雜學是指楚人所能搜集和研習的外來學術———即“《書》、《誌》、《記》”
等以及南方的周人如隨人季梁的學說。巫學不是今人所講的裝神弄鬼,它是一種原生形態的學術,其中有原始的科學如天文、曆算、地理和醫藥等等,有原始的哲學如道學的萌芽,有原始的藝術如詩歌、樂舞和美術,有神話、傳說和信史,當然也有巫術、巫技和巫法。除了楚國,還有陳國和宋國也盛行巫學。就宇宙觀來說,道學其實導源於巫學。巫學朝著理性化、抽象化的方向發展,到了脫胎換骨的程度,便是道學。促使道學成長的,是楚國變弱為強的曆史經驗和以寡馭眾的社會狀況。
《莊子·天下》說:“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這個太一就是從楚人崇奉的星神太一脫胎換骨而來的,被道家抽象化、理念化,成為宇宙的本體了。
從社會背景來看,《老子》一書痛切地反映了楚國縣民的認識和願望。縣民本來不是楚人,他們是在故國淪亡之後才隸於楚籍的,老子也是這樣的縣民。縣民之中,貴族和平民都有。他們深懷黍離之悲,對禍福的倚伏有真切的體驗,對鬼神的篤信則容易幻滅。他們希望楚國的君臣少去觸動他們原有的社會結構,少去打亂他們原有的生存方式,最好是因其故俗聽其自然。《老子》主張管一個大國,要像煎一條小魚那麼細心。人們常說道家出世,這對道家本身來說是不錯的,因為他們若不遁於野,則必隱於朝,對功名、利祿、珠玉、聲色之類無所縈心,對貴賤、進退、得失、榮辱之類無所介懷,隻求保全自己的赤子之心。可是,道家的出世並非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對時務和世態並非無所臧否。道家冷眼看世界,但懷著一顆深埋潛藏的熱心。他們對弊政的針砭遠過於儒家,有時如長歌當哭。《老子》(本書引其原文概用王弼本)第42章說:“強梁者不得其死。”第75章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第74章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