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以為春秋以前天下由聖王治理,不像戰國那麼紛擾不安,這是他昧於前代舊事而發生的錯覺。後人更有以為春秋是理想世界而戰國是荒唐時代的,如《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嚴安上書漢武帝雲:“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淩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
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縱)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愬(訴)。”嚴安上書,意在借古諷今,以求偃武修文,所以揚春秋而貶戰國。其實,從春秋到戰國是一大進步。春秋諸侯多庸碌,戰國諸侯多精明。戰國時代是一個競爭激烈的時代,但它也是一個成果豐碩的時代,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思想活躍,中華民族爆發出無限的活力,創造了無數的奇跡。而且,當時南北文化逐漸接近,如曾侯乙墓與中山王墓,一南一北,相距甚遠,而所出銅器銘文字體相去無幾。
戰國早期和中期,北方的強國由少變多,南方的強國則由多變少。黃河中下遊原來隻有晉、齊兩強,晉國化整為零,燕國由弱轉強,以致五強並立;長江中下遊原來有楚、越兩強,楚滅越後,就獨有一強了。在三卿分晉、田氏代齊以前,北方諸國大抵私家強而公室弱,南方的楚和越卻從來是公室強而私家弱。西方的秦國與楚、越相像,也是公室強而私家弱。在三卿分晉、田氏代齊以後,北方諸國大變,公室轉強,私家轉弱。可是,北方的力量已經分散,而且諸侯相伐不已。它們會組織一些短命的同盟,然而今日為友,明日為敵,無法實現持久的聯合。它們的力量總和不但壓倒秦國,而且超過楚國,無奈這個總和是虛幻的。因此,它們的命運必然是:
若不滅於楚,則必滅於秦。至於楚人能否好自為之,在競逐中壓倒秦人,則尚難遽斷。
（第五節漸臻全盛
強幹弱枝是楚國的政治傳統,它的根基深埋在楚國的社會體製中。人們習以為常了,偶或稍有偏離,也會迅即糾正。如惠王要把梁邑(在今河南汝州西南)封子期之子文子,梁邑是北境的險地,文子說,我怕子孫有二心,不敢受此險邑。惠王嗟歎,改封文子於魯陽(在今河南魯山)。文子大概是楚國的第一個封君,封地可世襲,號為“魯陽君”,但也有稱之為“魯陽公”的。文子以忠勇著稱,有一個近乎神話的傳說———“揮戈回日”,但那是惠王後期的事了。《淮南子·覽冥訓》雲:“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通‘揮’)之,日為之反三舍。”
白公之亂又使楚國因禍得福,楚國的君臣同心戮力,在確保後方安定的前提下徐圖開拓。他們像一隻吃飽了的虎,蓄積著自己的力量,注視著北麵和東麵幾隻半饑不飽的虎。
越國並吞了吳國,但它還是半饑不飽的。它也像吳國那樣,要預上國之政了。
句踐比夫差聰明,尚能量力而行。楚國自從有了吳師入郢的教訓,對東部邊境的防務不敢稍有懈怠。當初越師一次佯攻,就招來了楚師兩次渡江,對此,句踐記憶猶新。句踐當然明白,假如越師西上與楚師爭鋒,再也不會有闔廬那麼輝煌的戰績了。句踐的戰略方針是北上,因為北方的諸侯對吳國尚且畏懼,對滅掉了吳國的越國就更加惶恐了。果然,如《國語·吳語》所記:“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陳”乃誤記,因為那時它早就被楚國滅掉了。句踐引兵北上,與齊、晉等諸侯會於徐州(在今山東滕州東南),並向周天子納貢。周元王賜句踐胙,封之為伯。《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說,這時句踐“號稱霸王”。
既已號稱霸王,句踐也就滿足了。他的領土野心並不大,但總愛過問其他國家的內亂和外患,在這一點上,他頗有春秋時代霸主的特色。夫差侵占的宋地,被句踐還給了宋國;夫差侵占的魯地,也被句踐還給了魯國。衛國發生內亂,句踐派人去幹預。魯國與邾國發生邊界糾紛,句踐派人去仲裁。對淮夷,句踐深感棘手,怎麼也擺弄不好,於是,越國隻管淮水下遊,聽憑楚國宰製淮水中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