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由興到亡如此迅速的根本緣由,在於它沒有豐厚的文化基礎。它本來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奴隸製方國,在淮夷瓦解之後,被時勢推上了列國競逐的政治舞台。對此,它沒有充分的準備。大門打開了,華夏文化的芬芳氣息撲麵而來,吳人載欣載奔,在匆遽之中不免步伍失次。吳王為爭霸而忙碌,因逞欲而陶醉。從屈巫到伍員,這些楚人所教給他們的,隻是如何去攻打楚國。吳人盡管建造了不少城垣和樓台,製作了不少兵器,訓練了不少士卒,還開鑿了一條運河,可是在文化建設上沒有做切切實實的努力。吳國沒有係統的官製、法製、禮製,甚至沒有自己的貨幣。吳墓的隨葬器物雖則不乏精品,然而不講究組合,不凸現主體,甚至把不少楚器和徐器也拿來作為主要的隨葬器物,這是吳國沒有豐厚的文化基礎的實證。
據《史記·魯周公世家》所記,夫差曾大言不慚:“我文身,不足責禮。”可見,他對先進性、製度化的文化建設何等輕視!由此,喜劇很快就轉化為悲劇,一個“地方二千裏,帶甲七十萬”的強國,在“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之後不久,竟灰飛煙滅了。句踐是一位能吃大苦、能忍大辱而百折不撓的國君,他畢生所追求的是打敗吳國以至滅亡吳國。在一度蹉跌之後,句踐臥薪嚐膽,折節下士,躬耕恤民,終於得以雪恥。文種所教給句踐的,是治國治民之道。範蠡所教給句踐的,也有治國治民之道,但更多的是誤敵、用兵之道。卑辭、厚賂、美人,這些是範蠡用以誤敵的主要手段,相傳西施就是他選中的。越師將攻破吳都時,夫差派使者膝行向句踐請求寬宥,句踐一時覺得於心不忍,正是範蠡勸阻了句踐,斥退了吳使,並且親自擊鼓進兵,越師才破城而入了。
範蠡是一位奇才,滅吳國後,便棄官而去,一說把西施也帶走了。範蠡到了齊國,派人帶信給文種說:“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③不久,文種果然被句踐賜死。相傳範蠡經商致富,號為“陶朱公”。
越國對文化建設也不重視,以致被楚國輕易攻滅,但這是後話了。
（第四節戰國的大勢和楚國的前景
《春秋》記事止於公元前479年,《左傳》則止於公元前468年。
《史記·六國年表》記戰國事始於公元前475年,《資治通鑒》記戰國事則始於公元前403年。由此,對於春秋時代和戰國時代的分界,史學界至今無定論。就楚國來說,上列四個年份都沒有劃時代的意義,因而都不能成為分期的界標。
假如隻著眼於史料的狀況,那麼,不妨把春秋、戰國的分界定在公元前468年和467年之間。越滅吳在公元前473年,下距《左傳》絕筆僅五年。春秋時代的史料又細又順,戰國時代的史料又粗又亂。為了準確地介紹越滅吳以後的楚事,必須審慎、縝密地清理有關的史料,以求其真。做好了這個工作,其結果也隻能是雖順而粗。
《史記·六國年表》太史公雲:“……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
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按,晉國六卿擅權的局麵,早在春秋晚期就形成了。六卿因爭權而相攻,公元前458年知氏、趙氏、韓氏、魏氏滅範氏、中行氏而分其地,公元前453年趙氏、韓氏、魏氏滅知氏而分其地。於是止得三卿,三卿成為三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認趙、韓、魏皆為諸侯。齊國田常殺簡公,事在公元前481年。
田和取齊而代之,事在公元前386年。所謂六國,即趙、韓、魏、齊、燕、楚,加上秦國,便是所謂七雄。越國在戰國中期滅亡了,沒有算進去。墨子是戰國早期人,當時越國尚在,晉國未分,因而《墨子·節葬》雲:“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國,此皆砥礪其卒伍,以攻伐並兼為政於天下。”同書《非攻》雲:“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秦國鋒芒尚未大露,所以墨子不把它算進好戰之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