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畫畫時他可以連續辟穀七天。“他們就這麼對我，一個藝術家，一個殘疾人！
沒人理解我。沒人。他們不懂藝術！”老張憤憤地說。他的憤憤一直持續了這麼多年，沒有半衰期。
再後來他得了股骨頭壞死，要去北京治療，不符合當時的報銷條件，大半要靠自費。“即便那時候我也不同意賣畫！”老張頓著頭。所以在北京的日子裏他主要靠乞討為生。
有人給他介紹了個活計：為日本客戶畫國畫。“當時我實在是走投無路。”
老張想來想去畫了幾張長城，因為聽說日本人就喜歡長城。交貨後拿到些錢，三分之一給了中間人。“其實我一點兒都不喜歡那東西，灰不拉幾一條牆，死的，有什麼可畫的？”
這似乎是他繪畫生涯中唯一一次商業活動。也就是說，除了長城之外，他一張畫也沒賣出去過。
（三）據說北京之行是他藝術生涯的重要轉折，因為他第一次看見金發碧眼的外國人。
“衣食住行”四個字都不放在老張心上，有了鈔票不如去美術館看畫展。
出來時是秋天的下午，拄著拐，站在山一樣高的白石頭台階上往下看，一個人正轉身出院門，立體化的小頭顱，不可思議的長腿，太陽正在他身後緩緩地落下去，把他整個兒鑲上一圈金邊兒，一頭長發金水兒一樣熔化了直流淌到腰，那是另一個太陽。
老張那時候還不知道誰是阿波羅，隻是突然感到一陣暈眩。他要喊住那個人，但猛地想起分屬兩個語言係統，誰也聽不明白誰，張開嘴，音響係統卻徹底死機。
他抬腿欲追，但腰下拖著的不是腿，是一頭死獸：癱軟，沉重，毫無知覺。上身已經撲出去，下身還在原地。他撲倒在台階上時，手還按在斜挎的解放包上，捏著裏頭的筆，他想給那個人畫張畫。
他認為這是自己見過的最完美的形象。
此後老張常從醫院往美術館跑，抓住個老外就比畫著要給對方畫像，直到被穿製服的人轟走。他再三強調自己是義務，是做好事，沒用。老張被推搡出大門，推搡時對方伸直胳膊，小心地用指尖戳著老張的肩膀，怕被弄髒了似的—老張不太有機會洗澡，有味道，也難免。
再次站在門外的白石台階上，陽光針一樣曬得人刺癢，屈辱的刺。
這屈辱感像底片一樣沉浸在時光的顯影液裏，若幹年後提起時，仍然無比清晰。
好在不久後，老張發掘了另一個金礦—語言學院。進進出出，全是有雕塑感的外國人，而且沒人驅趕；被畫者和圍觀者常對著畫作發出響亮驚異的“哇哦”，老張很滿足。當然，這也是免費的。
回到Q市後老張應邀在一個美術班裏教小孩兒畫畫，也是免費的。
“繪畫！繪畫是藝術！藝術，怎麼能拿來換錢？能換錢，那還配稱為藝術？”
他慷慨激昂起來，奮力伸著脖子，怒視我們。他生活在自建的圍牆裏，這牆無比堅固，能防原子彈。他又不是嶗山道士，不會穿牆術，隻能一次又一次在牆下打轉，撞得頭破血流。
（四）他是不肯為五鬥米折腰的，折筆也不行。因為他的理想是當大師，大師必定要有風骨。
“我研究過了，繪畫的最高境界是油畫。光影啊，色彩啊，題材啊，那國畫版畫根本就沒法比。油畫的最高境界，就要畫外國人。你看那些世界一流的大師，凡·高也好，達·芬奇也好，哪個畫的不是外國人？領悟到這些之後，我立即放棄了版畫和國畫，專心畫油畫，而且，到處找外國人。海濱旅遊區，年年夏天外國人都來，我就堅持拄著拐去畫他們。都是義務的。”
喜歡來Q市消夏的都是俄羅斯人，有在本國無人注意的突然成了繪畫主角，驚喜之中還略微有些緊張。
摞滿報紙的床對麵，整整一麵牆上掛的全是肖像畫，都是老張盡全力四處采集來的外國人臉：誇張的麵部輪廓，波浪形頭發，每個濃墨重彩的眼窩裏都有雙碩大的空泛的眼，看著畫外虛空裏的某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