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中國外貿猜想 為何被選中的總是中國
在前麵我們曾經說過，任何國家隻要對另一國的產業、市場構成影響，就會成為貿易戰爭打擊的對象。
自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經濟成長，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從這一點上來看，中國經濟的成長，已經越來越對其他國家的利益生存空間形成了擠壓，這一點也同樣是無法否認的。
其實，造成這一局麵的最重要因素，仍然要歸結到對資源和利益的爭奪上麵。
在這一次金融危機過後，發達國家的許多銀行和公司倒閉，造成了比較大的失業率，引起了民眾較大程度的恐慌，而在西方的政治製度之下，民選政府就勢必要將民眾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這樣一來，恢複經濟增長就成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在這個過程當中，增加出口，降低貿易逆差，讓本產品在國際市場，或者至少在發展中國家保持競爭力，就成了這些發達國家政府製定外貿政策的最重要依據。
我們看到，在這一次的金融危機當中，絕大多數發達國家都不能幸免，隻有生產低端產品的發展中國家因為經濟沒有轉型才避免的了金融危機的衝擊。因此，站在發達國家的角度，隻有選擇向這些國家增加出口來帶動美國的經濟增長。而在這些發展中國家裏，中國和印度以其龐大的人口基數、廣袤的國土麵積，自然成為貿易戰中首當其衝的被選擇者。
那麼，對於中國而言，是否真正造成了對發達國家產業的“實質性損害威脅”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妨變換視角，從國內的角度來重新審視。
在前麵我們曾經說過，由於長期在低附加值產業領域徘徊，使得許多商品的供給出現了嚴重的過剩現象。在已經納入國家監控的650餘種商品類別，產能長期過剩的就有620餘種之多，而內需的嚴重不足，又導致這些商品當中，有40%比例的產品必須長期依賴國際市場才能”低價傾銷”。
在過度的產能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特別是與美國消費信貸支持下的過度消費以出口的方式實現了對接之後，過剩的產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宣泄，減少了中國國內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照這樣看起來，說中國存在著“類傾銷”行為倒也無可厚非，隻是由於在目的上的區別，這種“類傾銷”的行為與旨在爭奪市場，擴大出口的傾銷行為並不能劃歸為同一類。
那麼，在這樣的前提下，中美之間或是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戰爭，究竟是否會爆發呢？
想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從利益得失的角度來進行分析。
從本質上來講，國與國之間的現代貿易已經成為了一種製約的輔助手段，然而盡管如此，對於兩國民眾而言，貿易卻依然是一種國家間的互惠行為，在長時期的貿易往來中，中美兩國經濟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惠互利關係，因此，假如貿易戰真正爆發，遭受沉重打擊的，不僅有中國，也包括美國以及日益受惠於“中國引擎”拉動的全球經濟。
大背景如此，卻不代表貿易戰不會發生，改變了世界格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爆發時間距離一戰結束也僅有不到20年，因此想要了解中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究竟是否會與發達國家之間爆發出大規模的貿易戰爭，還要從雙方的態度方麵來進行分析。
對於美國等發達國家而言，之所以會在近來一段時間內多次製造貿易摩擦，其目的除掉我們前麵所說的長遠因素，還包含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這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希望中國能夠在國際金融和經濟秩序重建中給予支持；第二，要求中國更大的金融開放；第三，要求中國購買更多的發行國國債，以支持這些國家的經濟複興。
那麼，關於貿易戰是否會爆發的問題，就要從這三個方麵來判斷中國的反應。
其實，這三個方麵的因素，主要集中在中國的彙率、債務等金融領域，對於一個主權國家而言，作為一國主權的彙率，在一般情況下是很難按照他國意誌予以更改的，更重要的是，即使中國一如發達國家所願，將人民幣對美元體係的彙率升值40%，恐怕也很難對出口順差有決定性的改觀。反過來，受製度慣性和人口因素的影響，中國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的價格不可能一下子大幅提高，正因為如此，中國政府也不太可能一下子將這些構成中國產品競爭優勢的要素抹掉。
就另一方麵來說，導致發達國家對華貿易赤字的一大原因是貿易結構的不對等，比方說，美國限製對中國出口高科技和武器，而中國出口美國的則多以大數量的小商品、生活日用品為主，這樣看起來，假如美國一天不在高科技與武器領域對中國鬆綁，這種一邊倒的順差趨勢就一天無法得到解決。
基於這樣的因素，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便具備了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那麼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假如這種貿易戰爭當真如約打響，我們又應當采用怎樣的態度來麵對呢？是不是貿易戰爭，已經會帶來糟糕的結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