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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口號很多，不少都是從王學謙的口中流出去的，不得不說，有些話，可能是第一次聽到，但卻能夠一下子深入人的心裏去，比方說，婦女也能頂半邊天。
與上溪村的女人們宛如過節一般的高興不同，留在村子裏的男人，一個個都都沒哭臉的樣子。
倒是有一個男人一如既往的露出最真摯的微笑，但似乎沒有一個人會看他一眼，因為二傻子，是不會受到哪怕一丁點的關心和關愛的。因為傻，所以這種村子權力爭鬥的關鍵時期，他還以為是過節。對於傻子來說，過節就等於有好吃的。
所以，當他吼吼叫嚷著興衝衝的要加入女人們的遊行的時候，卻被女人們從隊伍中趕了出來。
這讓他非常納悶，因為他沒有拿到節日的獎賞，而起的大喊大叫。
對於村子來說，王學謙進駐的第二天，整個村子都籠罩在一種極端的亢奮之中，男人們晃晃而不可終日，而女人們為了爭取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很多家庭，都已經不做飯了。
正如帶著秘密任務，跟著王學謙同行抵達這個浙江南部的小山村的《京報》記者吳公望，在自己的記事本上，偷偷的記錄的那樣，民主給這個村子帶來的自由式災難和躁動，整個村子已經陷入了混亂之中。連這個村子唯一的傻子二寶，都開始挨餓了。善良的女人們，不在關注施舍食物，而帶來心靈上的升華，似乎和男人爭奪話語權和控製權，成了這些在農閑之中，情緒亢奮的女人們最熱衷的事情。
有人讚揚，當然有人反對。
和露西的極力讚揚和崇拜不同，吳公望這個從燕京來到浙江的記者，處處帶著挑剔的放大鏡，想要尋找製度的缺陷。並用最露骨的語言，展現在人們的眼前。
當然，吳公望也有泄私憤的可能，因為傻子二寶，在失去食物來源之後，被露西接納進入了記者的招待之中。
說白了，就是在三個記者開小灶，吃飯的時候，傻子二寶成為了他們其中的一員。
尤其讓吳公望生氣的是，二寶還和他坐在同一張長凳上，顯得他也很傻一樣。當然，吳公望也想過，錯開吃飯的時間，可要命的是，一旦他不出現在飯桌上，那個傻子竟然會把他的那份飯也吃的一幹二淨。
人生，處處都透露出無奈和妥協的困頓，這就是《京報》記者吳公望的心中體會。
相比於吳公望的處處醜化現狀，同行的《大公報》記者，劉博箐就顯得公允很多。他的記事本上，首先點出，當地人因為愚鈍和閉塞，並不讚同民主選舉。
但是王學謙卻想到了另外一個辦法，在其內部造成了反對的聲音，讓原本占據主導地位的男人們，因為害怕權力的丟失，而緊張起來。他其實，從一開始就知道了這個緣由。村子裏的男人以為王學謙帶著軍隊，是來抓壯丁的，所有的青壯年男人都出門避禍去了。
而且整個村子留下的人，都對政府的選舉製度表現出讓人失望的冷漠。
直到，王學謙更改了選舉的臨時條令，把女人也納入了選舉的範疇之中。可以想象，男人們都不在的村莊，等到選民登記完成之後，將會出現一個讓男人們想都不敢想的局麵。這個村子第一個女村長將出現，今後，所有的村民，包括男人都需要在這個女人的領導下，實行政府的條令和法律……
這對於男尊女卑的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
三種不同的論點，雖然都沒有送回各自的報社，但也同時顯示了，這三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
《京報》作為政府的口舌，自然認為王學謙此舉是邪門歪道。
《大公報》站在中立的位置，看的更加清醒一點，但限於局限性，也不過是發現了一些表象而已。
《西林字報》的露西，作為女人，她恨不得加入這場來勢洶洶的女權運動中來，可惜的是，她外國人的身份，不能讓她獲得參與的機會。隻能作為一個旁觀者，記錄整個過程。當然，她也是三個記者中，最不吝嗇溢美之詞的記者。同時，露西的立場也是站在西方列強的立場上的。他們希望看到一個接受西方價值觀念的民國，而不是一個保守，時刻警惕西方世界的民國。
當然不管是英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會看到，東方的價值觀真的會讚同西方的價值觀。
而隨著選舉的臨近，作為村子裏最權威的男人，三叔公在祠堂裏召開了一個臨時的會議，咬著牙罵了幾句老寬頭，也下了一個最合適的命令，把離開村子的男人都給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