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他幾經輾轉，投降了唐朝，在唐太宗時擔任吏部尚書。唐太宗對官吏貪贓受賄之事十分擔憂，決心加以禁絕，可又苦於抓不住證據。有一次他派人故意給人送禮行賄，有一個掌管門禁的小官接受了一匹絹，太宗大怒，要將這個小官殺掉。裴矩諫阻道：“此人受賄，應當嚴懲。可是，陛下先以財物引誘，因此而行極刑，這叫做陷人以罪，恐怕不符合以禮義道德教導人的原則。”
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見，並召集來臣僚說道：“裴矩能夠當眾表示不同的意見，而不是表麵上順從而心存不滿。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這樣，還用擔心天下不會大治嗎？”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表，標誌），臣者景也（景，影子），表動則景隨矣。
——《資治通鑒·唐紀八》關於這件事的記載，見《資治通鑒·唐紀八》。值得注意的是，為什麼隋朝的佞臣裴矩在唐朝成為忠臣呢？《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對此有一段評論，大意是：國君是一個國家的標誌，標誌正則影子直；標誌邪則影子歪。忠臣良臣的出現，是由於國君的培植、倡導；奸臣佞臣的出現，是由於國君的放縱、默許。
其實，曆史上曾有許多大臣，原本並不是壞人，隻是由於國君的治國指導思想錯誤，他們也跟著誤入歧途。君好大喜功，他們便興師動眾，推波助瀾：君好鬥，他們便相互攻訐，鬥得個你死我活。許多身敗名裂的大臣，其實是國君錯誤的犧牲品。
同一個大臣，在明主的領導下，可能會是正派的；在昏君的手底下，則可能是奸佞的。同一個國君，如果前期英明、公正，後期昏庸、愚暗，也必然會造成忠奸易位，正邪消長的局麵。齊桓公一朝就是一個典型。
齊桓公早年不計前嫌，任用管仲位相，一時之間，人才大盛，鮑叔牙、隰朋等，或以賢德，或以才能聞名於世，在他們齊心輔佐之下，齊國脫穎而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得隻有中人之資的齊桓公，居然成為五霸之首。可到管仲一死，他不聽忠言，重用以長衛姬為首、包括易牙、豎刁、開方在內的等四人（這大約是中國最早的“四人幫”），終於導致國家大亂，最後他竟然死無人問，以致屍出蛆蟲。真實悲劇啊！
〖〗企業領導人的品德相當重要，因為他是企業的領導核心，也是一種公器，如果不能以身作則，就會“上梁不正，下梁歪”。
——藤崎照夫（台灣本田總經理）〖〗〖〗韓非子講，君暗臣弱，君明臣忠。什麼樣的土壤，就會結出什麼樣的果實。管理者的人品出問題，必然會創建一個惡人穀。每位企業管理者都應該知道，領導不能正己就很難正人。一個企業的好壞關鍵在老板，一個部門的好壞關鍵在部門領導。如果企業管理者為個人撈錢、撈榮譽，又如何要求廣大員工對企業效忠呢?又怎能形成企業的凝聚力呢?
所以，領導者必先以身正人，身先士卒，這是治亂之根本。企業領導要有意識地建立一支作風正派，純樸實幹的幹部隊伍，提高營造和維護良好的公司風氣的自覺性，與員工共同努力維護企業長期形成的純樸和諧的良好風氣，共同在美好舒適的公司氣氛中愉快地工作，使公司能在這種美好舒適的公司氣氛中更快、更好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