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十分強調撰寫公文要做到短小精悍。他在著名的演說《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指出：“我們有些同誌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隻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群眾看。……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裏去。”（第三卷，第833～834頁）在《關於建立報告製度》一文中，毛澤東同誌更嚴格提出：“報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為限，除特殊情況外，至多不要超過兩千字。”（第四卷，第1264頁）毛澤東同誌把向全黨所提的要求，充分體現在他自己所起草的許多文件中，下麵試舉幾例來加以證明：（1）作為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與閉幕詞，兩篇文件加起來隻是3000字多一點；（2）有關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作戰指揮的電文，最長的《關於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不過2000字，而《關於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不足800字；（3）中央關於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兩份文件，一份是指示，一份是通知，加起來隻有700字多一點；（4）《關於健全黨委製》這份決定，隻有548個字。
二、言之有物，鮮明精巧
這是毛澤東同誌對公文質量所倡導的基本原則。這一基本思想的內涵，首先是公文及文章一定要做到觀點鮮明、言之有物，即要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他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列舉了黨內公文寫作及文化工作、宣傳工作、新聞工作的黨八股文風的八種表現，進而指出：“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讚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對。”（第三卷，第838頁）他還告訴我們：“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第三卷，第839頁）
這一基本思想內涵的另一點是，寫公文要遵守文法，講究科學。這方麵的理論表述，在經毛澤東同誌提議，並由他親筆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關於糾正電報、報告、指示、決定等文字缺點的指示》一文中，講得相當具體、深刻。如在不許濫用省略方麵，規定電文使用人名時一般要寫姓名、地名一律用全名、文電要注明時間、機關用名要用全名等。在必須遵守文法方麵，要求文句簡潔、標點正確，縣級機關以上、師以上的負責幹部至少要有一人懂文法。在糾正交代不明現象方麵，規定請示要明確要求和意見，指示的要求要明確，嚴格執行一事一報製度，轉發文電要講明轉發的道理等。在糾正眉目不清的現象方麵，強調文電要開門見山，首先於開端處提出要點，長的文電分為幾段時，每段亦應采用此法（筆者注：這就是在公文寫作中通常講的“篇前撮要”、“段前撮要”的技法）。最後要求凡文電必須認真壓縮。
毛澤東同誌對公文質量原則的一係列要求，在他的公文寫作實踐中隨時都可以體會得到。比如《兩個中國之命運》一文，這份開幕詞在闡述“七大”召開的重大意義時，與一般公文的寫法不同，突出表現為十分精巧，別具一格。開篇先用一個“問而有答”，即“我們這個大會有什麼重要意義呢？”顯然，這一“問”起到了調動與會者注意力的作用。然後直接作出回答：“是關係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從這裏毛澤東同誌又順筆而下，層層深入地指出中國有兩個命運，繼而引出“兩條道路”、“兩個前途”，最後得出一個結論——“我們的任務是必能完成的”。這種從意義開筆，進而分析形勢、提出任務、列擺有利條件，最後得出結論的循序漸進、層層深入的寫作技法，給人們留下了十分鮮明而又深刻的印象。
毛澤東同誌一貫倡導寫公文時要做到篇前撮要、段前撮要，而他自己更是率先垂範。以《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1949年4月25日）為例，在明令八點主張之前的開端處，用了近200字概括講明製發本布告的背景、依據及總的要求。即使在文字隻有500多字的短文《關於健全黨委製》中，毛澤東同誌也巧妙地使用了篇前撮要的技法，在篇頭起句立意：“黨委製是保證集體領導、防止個人包辦的黨的重要製度。”（第四卷，第1340頁）鮮明地提出了全文的基本觀點與中心思想。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全文講了十二個問題，每個問題的開頭都有“段旨”提領，即所謂“段前撮要”。
把文件寫得鮮明精巧，更是毛澤東同誌一再倡導並身體力行的。例如《誰說雞毛不能上天》這篇文章，毛澤東同誌從雞毛居然飛上天了，揭示出兩條路線的鬥爭，講得十分鮮明、生動、形象，而不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式的死板說教。貧苦農民要辦合作社，富裕中農就在一旁說風涼話：“窮光蛋要想辦合作社哩，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毛澤東同誌一下子抓住這句風涼話，展開了“春風楊柳萬千條”般的議論：“幾千年以來，誰人看見過雞毛能夠上天呢？這似乎是一個真理……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它已經不是真理了。窮人要翻身了。舊製度要滅亡，新製度要出世了。雞毛確是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這些魅力無窮的語言，讀來令人鼓舞振奮。
三、有的放矢，邏輯嚴密
毛澤東同誌對公文寫作要做到準確的原則要求，不論是在延安整風期間，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958年一段時間，都反複作了強調。他講得準確，不單單是指公文的事實表述要準確，還有更高一層的含義，那就是思想要準、觀點要準、要遵守正確的思維運動規律。具體地說，是指：一是寫公文要看對象，做到有的放矢。“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反對黨八股》，第三卷，第836頁）。二是加強分析研究，準確提煉主題。“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裏’，仿佛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反對黨八股》，第三卷，第840頁）三是遵守邏輯思維規律。毛澤東同誌在《工作方法六十條》的第三十六條中明確提出：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第三十七、三十八條在談到文章和文件都應當具有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時，更進一步指出對準確性的要求是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問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而鮮明性和生動性，除了邏輯問題以外，也有詞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