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像是吧。曾獲過芥介獎的日本作家、理論家日野啟三讀了我的《黃泥街》後，說，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美國譯家專程到長沙，要看“黃泥街”，意大利、法國的翻譯家來長沙，也要看“黃泥街”……
問：恕我打斷一下，聽說長沙有條熱鬧非凡的個體書商街就叫黃泥街，你說的，不會是這條街吧？如果是，我可沒那麼豐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這條街有的隻是一些破敗的房屋，但外國朋友都說，美得不得了。都是發自內心的。
問：好，什麼時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剛才談的可說是你的審美傾向，那末，你的創作的本質追求是什麼呢？
答：我的創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認識”。是的，認識。不懂我的人常說我是個悲觀主義者，其實，我對人生、對人性，既不悲觀，也不樂觀，就是那麼回事，關鍵是人一定要認識。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認識，也就是魯迅所鞭撻的“阿Q精神”。
問：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對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關係如何看呢？
答：我們家兄弟姊妹五個，外婆也一直跟我們家一起過，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親鄧鈞洪，是三十年代黨的地下工作者，曾輾轉於長沙、桂林和東北，策劃了韓梅村起義。解放後任湖南日報社社長，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調外交部的通知並作短期療養，可運動一開始，他立馬風風火火趕回原單位大提意見，結果被打成大右派。母親李茵， “反右”時也在湖南日報人事科工作，也被劃成右派，所以我們家是雙右派。當然父母雙雙被壓迫趕到鄉下勞改。那時，我才三歲。後來父親到師範，母親仍在農場。文革時，我們家自然脫不了下放的命運，一下就是十幾年。我的小哥自強不息，一個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當搬運工，後來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現在是武漢大學的博導；二姐現在在海南師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瑪依的高級工程師，現在在俄羅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艱難中過來的。
自小我的父親最看重的是我。我後來成名了，但我的創作他並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終究是開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
我的丈夫魯庸性格好，他現在也不做其它工作，就是支持我寫作，我們倆是相依為命。每天清晨我六點就起床外出跑步，歸來已是全身汗淋淋，洗頭洗澡後，魯庸已將早餐準備就緒，一般是玉米粥、牛奶、雞蛋和小包子。九點開始寫作，我是用手寫的。十一點做室內健美操。午飯是魯庸做，我愛吃肉，當然也少不得蔬菜。中午一般是讀外語。下午休息。三點後不論晴雨，我和魯庸外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購的高新技術區的商品房，七十幾平米，在湘江西邊，是郊區；我們散步就在江邊田野走，一直走到有累意才回家。回家後我聽美國之音，晚上也聽。晚上不工作，因為我眼睛不好，十點就睡覺。兒子魯蘭原已在廈門大學讀書，兒子走的是他自己的路，我們從不指望他什麼。
還是這句話，像這樣的人追求的最大幸福就是“認識”。不害怕認識，心就靜了，就是這麼回事。生命是自己的，可死死抓住不放。
問：這樣看來，你的家庭還是很有親情人情味的，你作品中那種刻骨蝕心的透徹和深刻與張愛玲的透徹深刻來自一處還是有所不同的。你在文學創作上受誰的影響，或者說比較愛讀誰的作品？
答：我在文學創作上受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影響大，愛讀《紅樓夢》。中國現代作家中，喜歡魯迅的書，還有蕭紅的書也比較喜歡。
對我創作最關鍵最直接的影響則是八十年代西方文學的引進，不過我也隻喜歡卡夫卡、博爾赫斯、貝克特的《等待戈多》,還有伍爾芙。薩特開始也喜歡，看多了，就覺得一般了，但是，我非常喜歡波伏娃的《第二性》。
問：在《讀書》上看過你的評論，別有一種境界。你怎麼想起做評論呢？
答：卡夫卡的《城堡》，幾乎所有的評論都以為是抨擊官僚主義，可我每每讀時絕對不是這種感覺。官僚不官僚，跟我們到底有多大關係？畢竟是政治的事。為什麼所有的人讀《城堡》都有心的共鳴？我認為“城堡”指的是人的靈魂、人的心靈。《讀書》上連載了兩次，後聽說評論家非議，就沒連下去了，好像創作評論各該有各的地盤似的。紐約一家純文學雜誌倒是連載完了。至於我的評論，國內《作家》《江南》 《書屋》等雜誌都給開了專欄，叫做《異端境界》。
問：這次首屆中國女性文學創作獎頒獎會我們都來了，至少表示對女性文學的認同吧。
答：是的，法國的女權主義者克裏斯蒂就從女權視角推薦我的兩篇作品。我天生有種獨特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