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投資
智商與智慧，哪個更重要？
人類智商的絕對高度是249。因為任何聰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達250。
——劉軍寧
在投資界，沒有人認為愚笨是一種資產。投資被公認是智力密集型的活動，投資界是人精紮堆的領域。有人會問，投資市場上有蠢人嗎？從動機的角度來衡量，絕對沒有蠢人。每個投資者都對自己說“，我才不傻呢，我來投資是要賺錢的。”然而，所有人在投資生涯開始時都始於盲目無智的狀態，都是蠢人。所有人都是帶著與生俱來的智商去投資，卻沒有幾個投資者在一開始就帶有大智慧。對投資者而言，智慧與智商各自有多重要？投資成功的關鍵是什麼？智商，還是智慧？
哲學是關於智慧的，其含義是愛智慧。投資哲學是關於投資智慧的，即熱愛投資智慧。智慧永遠是這個世界上最稀缺的東西，投資的智慧更是如此。智慧是人人欲求的，但是得到的人卻很少。什麼是智慧？按通常的理解，智慧是指某個人具有不同常人的理解、洞見和相應行動的能力。智慧畢竟不同於專長與知識。一個投資界的專業人士可能有豐富知識和技術專長，卻未必是很有投資智慧的人。最智慧的人也未必是知識最豐富的人。尤其對專家和學者來說，他們可能掌握大量的具體的數字性的知識，但這些東西掌握得再多也不可能使人更有智慧。所以，一個人的智慧程度和所掌握知識的多少不必然成正比。
正是道德把知識與智慧區分開來。知識是關於事實的，智慧是關於道德的。一切知識與事實都將淡去，隻有道德才能引領我們生活、投資。沒有道德，就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沒有道德，就沒有智慧。一切智慧，歸根結底，是有關人類如何才能更好生存的智慧。作為投資者的投資智慧也不例外。
西方的智慧傳統是由兩個支流合成的，一個是雅典的智慧，一個是耶路撒冷的智慧。希臘智慧中的宇宙是數學與物理的宇宙，而耶路撒冷智慧中的宇宙，是道德與信仰的宇宙。雅典智慧起源於古希臘的哲學與科學探索，是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阿基米德、畢達哥拉斯等哲學家、科學家為代表的關於理性和科學的智慧。比如說我們今天很多的自然門類，都是在古希臘起源的，像幾何、代數、物理學、原子論等。
道德智慧的源頭是宗教，當然是超驗的。耶路撒冷智慧的源頭是宗教。雅典智慧的源頭是科學。耶路撒冷智慧起源於《聖經·舊約》的智慧書，故也稱為舊約智慧。耶路撒冷智慧強調信仰、道德與實踐，是對財富的超驗性質的理解。其代表人物是《聖經·舊約》中的大先知，如摩西、亞伯拉罕，以及許多的猶太商人。巴菲特被稱為“奧馬哈先知”（OracleofOmaha）。其暗喻是，上帝關於財富有一整套的神諭。誰領悟了神諭，誰就獲得了財富。保守主義投資者注重實踐的、道德的智慧，看淡精確的、科技的知識。
在投資領域，雅典智慧是關於價格的、數字、公式的，其代表是那些被稱為“寬客”（quants）的人，他們數學極好，數理分析能力極強，有些甚至是高能物理學出身。他們相信，商業的世界是數學物理的世界。數學的精確性是分析最複雜的人類活動的基礎。耶路撒冷的智慧是關於道德、信念、價值、審慎、自律、耐心的。其代表是保守的價值投資者。他們相信商業的世界是道德與實踐的世界。這兩種智慧有高有低麼？這取決於我們用什麼尺度來衡量。在投資領域，如果我們需要精確與量化，雅典的智慧高一些；如果我們追求正確，哪怕是模糊的正確，耶路撒冷的智慧重要一些。價值投資的名言是：“寧要模糊的正確，不要精確的錯誤。”
耶路撒冷智慧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強調道德在智慧中的極端重要性。人類最高的智慧是對道德秩序與道德生活規則的認識。當與道德有關的智慧涉及人類如何發現財富的本質及其增值方式時，投資智慧的問題就產生了。耶路撒冷的智慧相信，財富的本質及其運行方式，不是由人決定的，而是由人發現的。道德既是實現成功投資的手段，又是衡量投資成功的標準。對投資者而言，借助不道德的手段的成功是脆弱的、低度的成功，不合道德的成功是不合格的成功。按照耶路撒冷智慧的看法，投資智慧的本質是道德智慧。投資智慧的任務是探尋價值的本質及其獲得方式，投資者在天人秩序中的位置及其使命，尋找並踐行價值投資的指導原則。
與智慧相關的是智力（亦稱聰明，以商數來表示）。兩者通常被認為是含義很接近的一組概念，僅有高低之別：智慧要高於聰明。聽說有大智慧投資軟件，沒聽說過有高智商投資軟件。然而，我認為，智慧和聰明是有性質上的差異的，而不僅是程度上的。我更願意把智慧和聰明看作是反義詞。智慧與聰明既是鄰裏關係又是對手關係。智慧甚至是包含一些與聰明相對立的東西。比如說，愚和拙是聰明的反義詞，但是卻可能成為一個智者的特征。常有人用愚和拙來表明自己有智慧，比如說，大智若愚。再比如守拙，作為一種信念與行為方式，可能無關洞見和預見，卻是一種很高的智慧。看過電影《阿甘正傳》的人都是知道，主角是個“愚笨”的智者。在日常生活中，聰明往往會被當做一種貶義詞來用。智慧總是用於褒義。我還從未聽到把智慧用於貶義。有人會說，聰明反被聰明誤；沒有人說，智慧反被智慧誤。我認為，在投資中，智慧比智商重要。用戲謔但很認真的話說，人類智商的絕對高度是249。因為任何聰明人的智商不可能高達250。
吉尼斯上的記錄好像是228。故人類智商的中等高度是125。巴菲特印證了這個看法：“我的成功並非源於高智商。隻要你的智商在125以上，就足以勝任投資的事業。有中等以上的天資足矣。”在中等智商的前提下，決定投資是否成功的關鍵不是智商，而是智慧。妨礙投資取得巨大成功或導致巨大失敗的往往不是太笨，而是太聰明。
不僅高智商不是一定能在投資上取得成功的保障，相反要格外警惕那些高智商的投資者。智商越高越容易產生致命的自負。普通人在高智商者麵前也容易產生自卑，甚至放棄自己的主見。越聰明的人被聰明所誤的可能性也越大，代價與損失也越嚴重，也越具有毀滅性。智慧更強調克服人性的弱點，強調人要恭謙、審慎、耐心。這些都不需要高智商。反而，高智商往往是獲得這些智慧的障礙。
智商也許是天生的，智慧在相當程度上則是後天的，主要來自經驗。智商是與行動無關的生物性特征，而智慧卻需要落實到行動上。我們很難提高自己的智商，卻能大大提高自己的智慧。成功的投資不需要高智商，但是需要高智慧。而保守主義投資哲學是價值投資的最高智慧。
你怎麼能追逐別人的利潤？
論投資的道德正當性
人是追求意義與正當性的動物。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從事的活動是有意義的和道德正當的。哲學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檢驗人類行為與活動的道德正當性。對正當的行為與活動，哲學的任務是提供道德論證與辯護。投資哲學的任務亦複如此。投資哲學必須對投資活動進行道德分析。論證投資活動的正當性並作出辯護是投資哲學的應有之義。
——劉軍寧
法國反商作家巴爾紮克有句名言：“每一筆財富背後，都隱藏著一樁罪行”。（Behindeveryfortune，thereliesacrime.）中國的老百姓中有很多人同意這種看法。中國的政治教科書也完全同意這種看法。
下麵的內容在學校教科書和正統政治讀本中經常出現：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被到處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帶來利潤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每個毛孔都帶著罪惡。
甚至中國的許多商人也持這種看法。有一次，我應邀參加了中歐同學會的一個聚會。一位來自天津的頗有成就的製造商這樣對我介紹他自己：“這幾年我沒幹什麼別的壞事，就是錢賺得太多了。”他或真或假地把賺錢看成是缺德的事。有的商人甚至認為：財富後麵就算真是有罪行，那又怎麼樣？更流行的看法是，經商投資就是賺錢而已，投資一行，回報二字。他們的信條是：在商言商，何必言道德？然而，許多在資本市場出沒的人士一方麵拒絕關心自己經商投資活動的道德正當性，另一方麵，又極力抱怨中國的商場與資本市場不講道德，並常常冠之以“淪喪、糜爛、黑幕、偽善、狡詐”等充滿道德貶義的字眼。在中國，數千年來一成不變的奇怪局麵是：一方麵是政府對私人商業活動的慣性打壓，一方麵是民間對商業活動的巨大熱情；一方麵是對經商成就的負罪感，一方麵又刻意炫耀自己的財富；一方麵認為無商不奸，排富仇富，另一方麵又對財富極端向往。這個社會從未築起過商業活動的道德防線。
“在商言商”，用這句話也無法抵擋人們對投資經商去做道德判斷。在一些人眼裏，投資者的道德防線可能比一般的商人更為脆弱：商人隻是追求利潤，而投資者是在追逐別人的利潤。哪家公司、哪個項目的（潛在）利潤豐厚，投資者就設法把錢投向那裏。商人們以賺取利潤為己任，投資者們以追逐別人的利潤為己任，這樣的做法道德嗎？投資者所賺到的難道不是別人虧的錢嗎？買賣股票的人沒有介入生產，隻是進行“倒買倒賣”，沒有創造價值，卻獲利豐厚，這樣的證券投資在道德上正當嗎？即使是相對廉潔的價值投資者也會麵臨這樣的道德質問：價值投資的獲利不也正是建立在別人的錯誤基礎之上嗎？對這樣的質疑，投資與經商還是一件在道德上正當的事業嗎？如果這些質疑是正當的，那麼，利潤就是禍根。
利潤是這個世界上最受到道德猜忌的東西之一。利潤在很多人眼裏是不道德的，因為利潤是從別人那裏賺來的。要回答投資的道德正當性必須先回答利潤的道德正當性。然而，在我看來，利潤是個最正當不過的東西。利潤代表的是企業收入中的盈餘部分，是除去成本
（如工資、房租、利息等）後的淨所得，屬於最後剩給股東或投資者的那一部分收益。如果不給勞動者支付工資，就不會有勞工；不給銀行支付利息，就不會有銀行；如果有利潤不支付給投資者，就沒有人來投資。所以，真相是，民眾的利益與利潤是一致的。在不存在“利潤”現象的國度，民眾是最大的受害者；在追求“利潤”的活動得到充分承認和保障的地方，則民富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