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同事繼續說下去：“不過，她也並非萬事如意……”
接著他告訴了我梅麗後來的遭遇：她的丈夫榮任當地省革委會宣傳部長後，因感情問題，兩人離婚了。她調回這裏，在另一所大學的中文係當了教師。
“但是從作品看，她不是一個不通人性、不懂人情和不講道理的人。也完全不像是一個死心塌緊跟四人幫的‘造反派’。”我說。
“是呀。她的這本小說跟她這個人簡直不一樣。這很難讓人相信！”我的同事這樣說。
“人是會變的嘛。你也應該容許人家革命嘛。你又不是《阿Q正傳》裏那個假洋鬼子！”我開玩笑地說。
“她？會變？我不相信！……”
我的手伸進衣袋裏，捏著那封燙手的信，不知拿它怎麼辦才好。
2
我把她的小說再讀一遍，還是認為她寫得好。很美，有詩意，有才氣，有感情。她對那個右派主人公充滿著同情。這難道會是一個緊跟“四人幫”的人寫下的？如果她的思想和人品是那樣，而她的作品是這樣，這真是不可思議。難道一個人會虛偽到這種程度？
我決定不去拜訪她，也不給她回信。我怕。
半個月以後，出乎我的意料，我收到梅麗的第二封來信：半月前您的來信給我平添一份喜悅。我的回信您收到嗎？大約是沒有收到。因為它有如石沉大海，沒有一點兒反應。我很想跟您談談。不知怎的，我的確很想。我家沒有外人，我和我的姨母同住。她是我的長輩，也是非常要好的知己，我們無話不談。她讓我告訴您，她歡迎您來做客。
我不知怎樣才好。她的信非常坦率和誠懇。這會是一個“四人幫”麾下的“革命左派”寫給一個前“右派分子”，現在的“摘帽右派”的信嗎？……
我在反複地思慮。在反複思慮中，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簡單的錯誤：她怎麼知道我是一個“右派”呢？我在寫給她的那封信裏並沒有申明這一點。我和她之間，除了眼前的這點聯係，其他了無瓜葛。在她心目中我應該隻是一個熱心的讀者，如此而已。
發現這一點，我心頭的顧慮好像消除了。我覺得應該給她回一封信，甚至還應該接受人家誠摯的邀請，前去拜訪。這才合乎情理。而且我心底裏也很願意這樣做。雖然有人告訴我她是那樣一個可怕的人，但是，她的書，她的來信和我在自己想象中為她所描繪的好的形象都在吸引著我。不知為什麼，我無法接受那位同事對她的描述。一個能夠寫出這樣一本書的人，決不會像同事所說的那樣。
我已經坐在桌邊，已經拿起了筆。但是我又放下了。我不能。不能給她再寫什麼信，更不能去登門拜訪。不能。
為什麼？這仍然很簡單：接觸以後，有了聯係，我又如何能讓她不知道我是一個“摘帽右派”呢？狐狸總是要露出尾巴的。再說，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完全不知道。
還是不回信吧，也不要去拜訪。讓這個生活中小小的偶然事件自生自滅吧。我不過一時興起，過於熱心一些，寫了那封信給她；她也不過是出於禮貌，或者最多是出於對我這樣一個過於熱心的人的好奇，請我登門做客。何必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把她的第二封來信和那第一封信一同隨手丟在抽屜裏。
3
一晃就是半年。梅麗的小說流傳很廣，成為當時的暢銷書。報刊上出現許多評論。由於抽屜裏還藏著她的兩封信（我把它們丟開，但是並未忘記），我對她的書和她這個人自然比別人更多留意。係裏的同事們往往會在一起談論她，有人說她真的變了，對自己以前的“左”有了認識和自我批判，他們為她的變化和做出的成績而高興；有人則仍然對她深抱懷疑，他們不肯相信她的變化，認為她是利用自己寫作的才能“投機取巧”、“見風轉舵”。每當他們這樣議論的時候，我都在一旁認真地傾聽。我發現自己心裏對她藏有一種莫名的關懷。我幾次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想到她這個人，但是我仍然在經常想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