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也密切關注生物學領域的道德問題，他認為：“一般的生物學演進，尤其是物種突變，具有剝奪人類兩大精神柱石之虞”。這兩大柱石，“一是對自己是人類的認知，一是我們彼此間情同手足的認知”。他指出“氫彈能夠輕易摧毀我們的文明，但很難將我們這個物種斬草除根。相較之下，更大的浩劫是，故意扭曲或截斷人類的基因”。他認為核子大戰還不是想像得到的最悲慘的事，莫洛博士更可怕！當人們學會生命複製的細節，自然人們也學到如何去寫它。任何人隻要學會撰寫此語言，終有一天，他便能隨自己興之所至，設計出一種新生物——上帝創造萬物的技術便落入人手。屆時，人們看到的將不是19世紀的莫洛博士，將其原始的手持手術刀；而是21世紀搞怪的年輕生物學家，坐在電腦前麵撰寫基因指令，創造新的動物或是半人半獸的新物種。
不過令作者欣慰的是，國際生物學界在處理生物武器的問題上，“顯現了超凡的智慧”，他們“從未推動過生物武器的發展”，並且“還說服那些已經正式開始規劃生物武器研製的國家，全麵放棄並銷毀庫存的生物武器”。他感慨：“我們隻消想一想，如果物理學家帶頭拒絕發展核武，然後又說服他們的政府銷毀庫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該有多好。在科學文明史上，生物學家可不像物理學家，他們以幹淨的雙手，通過曆史審判台的第一次考驗。”
作者認為從長遠來看，人類社會想在地球上生存，下麵兩件事至少要出現一件：一件是人們建立某種世界政府，負責軍事武力的獨占事業；或者就是人們成功地把世界分為數個穩定的、獨立自主的邦國，各自擁有足夠的武力，但是職責嚴格限製在純為捍衛本土上。站在人道、文化和政治的立場上而言，作者衷心期盼第二種形態能夠實現。
戴森畢生最熱衷的科學活動還是太空探索。他提出人類需要到太空旅行的三大理由是：“第一是廢棄物處理問題，我們必須把工業製品搬到外太空，讓地球常保翠綠、怡人，為子孫留下一個美好的生活淨土。第二個理由是避免物質的枯竭。地球的資源有限，我們不可能永遠放著豐沛的太陽能以及天際到處充斥的礦藏與生活空間不用。第三個理由是，我們的心靈需要更開闊的視野。太空旅行的最終目標，不隻是科學上的窮理致知，或是電視上偶然出現的壯麗景觀，它乃是要帶給人類心靈真正的舒展”。也就是說，太空科學對於人類，既有實用的目的，也是精神的需要。為此，浪漫而又務實的戴森，參與了歐利安太空船試射，踏上了“太空拓荒”的漫漫長路；並且以“思想實驗”的方式，試圖為人類“綠色的未來”打開宇宙大門。
作者說，在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的都市，貧窮、悲苦的廢墟隨處可見；被遺棄、忽略的兒童，滿街遊蕩。在赤貧戶中，有許多是年輕的母親和兒童，這些人在科技尚未那麼發達的昔日，曾經是受到較妥善照料的一群。這種境況在道義上是不可容忍的。身為科學家，他們要負一大半的責任，因為科學家坐視它的發生。
作者在解釋為什麼會認為美國科學社群，要對都市社會與公眾的道德沉淪負責任時說，這不一定全是他們的責任，可是他們該負的責任，其實比他們大多數願意承擔的更多。他們有責任，因為他們實驗室輸出的產品，倒成為有錢人的玩具，很少顧及窮人的基本需要。他們坐視政府和大學的實驗室，成為中產階級的福利措施，同時利用他們的發明所製造的科技產物，又奪走了窮人的工作。作者認為他們變成了受教育、擁有電腦的富人與沒有電腦、貧窮的文盲之間鴻溝日益擴大的幫凶。他們扶植成立了一個後工業化社會，但沒有給失學青年合法的謀生憑借。他們協助貧富不均由國家規模擴大到國際規模，因為科技擴散到全球後，弱勢國家嗷嗷待哺，強勢國家則愈來愈富。
作者認為，如果經濟上的不公仍然尖銳，科學繼續為有錢人製作玩具，那麼公眾對科學的憤怒愈演愈烈，忌恨愈加深沉，作者表示不會對此感到意外。他認為不管他們對社會的罪惡是否感到歉疚，為防止這種憤恨於未然，科學社群應當多多投資在那些可使各階層百姓都有共同利益的計劃上。全世界都一樣，美國尤其應該覺悟，要將更多的科學資源用在刀口上，朝著對各地小老百姓都有益的科技創造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