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胞生命的禮讚》這本書是關於生命、人生、社會乃至宇宙的思考。自1974年出版後，立即引起美國讀書界和評論界的巨大反響，一舉獲得了當年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由多家出版社再版了20多次，至今暢行不衰。托馬斯的主要著作有：《細胞生命的禮讚》、《水母與蝸牛》等。
【內容提要】
這本書實際上是一些論文的結集。整本書都是對於生命的讚歌，讚頌地球生命的堅韌，讚頌萬物的生機，慶幸人的存在的幸運，感謝人體自我平衡、自我調節的功能。
在書中，作者指出，並不是所有群居性動物都具有同樣程度的社會性。有些種類，其成員彼此聯係在一起，互相依賴，就像一個組織內結合鬆散的一些細胞，例如群居性昆蟲就是這樣。它們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動和生存；一個蜂窠就是一個球形的動物。有的種類，群居性不這麼嚴格，其成員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資金，結成團體成群出遊，分享食物，但任何個體離群獨居都能存活下來。還有一些種類，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動物，隻因為它們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時時到一起聚會，利用社交聚會來進行進食和繁殖等特別活動。還有些動物隻是在走過時彼此點點頭，連直呼其名的關係也沒有。
群居性動物傾向於專心致誌地幹一件特別的事，通常是對它們的個頭來說很龐大的工程，它們按照遺傳指令和遺傳驅力不停地幹，用它來作群體的住房和保護所，保證自己的永久性。
在人們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麵上類似螞蟻的地方，比如，在整個大地上營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組建軍隊，或把我們自身的標本送上月球，或向鄰近的星係送去一份備忘錄。人們共同做著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幹。不過，隻要願意，人們隨時可以停下一件事轉而幹另一件。並不像黃蜂那樣，被基因製約著永遠埋頭於一項活動。如果一種活動是暫時的，次社會性的，人們幹的時候是帶有強製性，是全力以赴，但僅僅在曆史上的一小段時間內才這麼做。那麼，在生物學的意義上，這些活動是不能算作社會性行為的。如果我們能隨意幹、隨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們的基因編碼了詳細的指令。
作者認為，人們還是不要在生物學意義上被歸為社會性的好。這不過是說，如果有人授，從智力方麵說，人們自己是被用繩子拴成一串兒的，在遺傳因素的驅動下，懶洋洋地在幹著某種毫無特色的集體性工作，建造著一種龐大的東西，大得讓我們永遠見不到它的輪廓。那麼，人們不會把這當成好消息的。因為人類這一會說話、會辯論的獨特物種，如果竟也有這樣的負擔，那將是殘酷、危險的事。
然而，人類的語言沒想到恰恰就屬於這種情況。語言似乎是人類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遺傳上把人標記為人，把人類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區別開來。語言，像鳥作窩、蜂築巢一樣，乃是人類普遍的、生物學上特有的行為。人們進行這種活動的方式是集體的、強製性的、自動的。沒有它，人就不成其為人；若與之分離，人的頭腦就會死滅，就會像離開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樣。
作者說，“語言處在人類社會存在的核心，把人們聚攏在一起，用意義的大廈覆蔽著人們。那麼，也可以同樣有把握地說，美術和音樂乃是那同一個遺傳決定的普遍機製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這些也算不得壞事。如果因此我們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螞蟻一樣，那麼，至少我（或者我應該說至少我們？——原注）是不會介意的。”
作者在書中提出，根據目前最權威的語言學流派的看法，人類一生下來就有認識和形成語言的遺傳天賦。這一定意味著，人類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著一條條特殊的、人類所特有的DNA，能夠認知語句的意義。我們必須想像，在人的深層結構中有一種形態發生，它根植於人們的大腦，像按遺傳密碼構成蛋白質一樣產生出詞類。正確的語法（邏輯上正確，並不是說流行的意義上正確）是人類這一物種的生物學特征，正像鳥類有羽毛一樣。如果真是這樣，這就意味著從某種本質意義上講，人腦能產生詞類以外的東西也是預先編碼的。由於人們認識的屬於人類行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於語言這一中心機製，那麼，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間接地製約著這樣一些令人驚訝的行為：音樂廳裏，幾百人擠在一起，不聲不響地、側著耳朵、若有所思地在聽著音樂，好像在接受什麼指令一樣；或者，人們在一個畫廊裏，慢慢往前移動著腳步，眼盯著畫麵，無暇旁顧他人，那麼全神貫注，好像在讀著什麼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