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以後，由於新經濟因素的增長，商品經濟日益發達，以商賈和百工為主體的市民階層逐漸壯大，社會影響日益擴大。市民階層所要求的的商業社會的原則和封建傳統體係產生衝突，既有經濟基礎的的矛盾，又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麵，從而影響到晚明社會的整體風貌。
首先在政治方麵，市民階層要求取得與經濟地位相適應的政治地位的鬥爭，使晚明中國的政治活動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明中葉以後，中國社會隨著商業資本的滲透，私人地產迅速發展。封建等級地主在土地商業化過程中受到了打擊，代之以新興的商業地主。明中葉後土地私有達到極盛“有心計之家，乘機廣收，逐有一戶而連數萬畝，次則三、四、五萬至一、二萬者，此亦田產之一變也。”（20）列寧分析俄國農奴製的衰落過程“封建政治的基礎即以土地為標誌的權力日漸式微，而貨幣的權力則日逐增長著，土地日益捲入商業流通中了”，（21）隻是這種變化在中國要緩慢含蓄的多。這些市民階層的豪貴集團要求取得政治和經濟權利，以保障已取得的經濟利益，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君主擁有絕對權力，基本上沒有保障私有財產的民權。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以“普遍承認私有財產和重視‘在與社會和宇宙的關係中的個人權利’為其特徵”。（22）可以肯定，傳統中國社會絕對的君主集權與商業社會的根本原則是相對立的，具體的表現是萬歷年間市民階層的反“礦稅”運動。明神宗為保證其揮霍，於萬歷二十四年（1596）起，派宦官到各地去徵稅。“至萬歷中葉，礦使四出。久之內府之藏冠絕千古，而上擁為己有，……然其時大璫、小監縱橫驛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23）其中派往礦山的曰“礦監”，到城鎮或交通要道設卡收稅的曰“稅使”，到廣東搜刮珍珠寶石的曰“珠監”，到兩淮去搜刮鹽稅的曰“鹽監”。這些礦監、稅使另建衙署，自成係統，打著朝廷的旗號無視官府，任意盤剝商民，甚至“礦不必穴，稅不必商”的情況也經常出現，更有一些“礦監”隨意指認富家宅地有礦可采，乘機勒索，以致於“孑孑小民，或棄妻子，鬻田宅償公家，而猶不給，生者流離道路，死者委填溝壑”。（24）在經濟權利毫無保障的情況下，市民階層各個集團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與封建特權展開形式各異的鬥爭，提出不同的政治主張。▼思▼兔▼網▼
市民等級的鬥爭不同於以往農民的暴動，不直接以更替政權為目的，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企圖通過改良維護該階層的利益。其中鬥爭最堅決的是平民階層，最初隻是反對內監和“礦稅”，而大規模的市民運動要在嘉靖以後，特別是萬歷時代城市工商業者和手工工人的反抗運動。萬歷二十七年（1599）四月，臨清市民一萬多人揪打稅使馬堂，燒稅署，斃其爪牙三十七人。“（萬歷三十年）稅監楊榮，肆虐激民，民不勝憤，火其廚房，殺委官張安民。”（25）其後，在湖廣、雲南、閩粵地區都相繼發生了反對礦稅的鬥爭。
城市中等階級反對派運動的標誌事件，是天啟年間，在長江流域以無錫為中心的東林黨運動。東林黨代表城市中等階級的改良集團，提倡自由講學，自由結社。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製度，是由君主專製製度和官僚製度相結合而產生的。東林黨認識到，要澄清吏治首要嚴肅京察，限製最反動的上層官僚和宦官的特權。“長安(指京師)之賄風不戢，則外吏之盜行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