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賽當天，韋唯穿了一身旗袍。她從舞台側麵高高的台階上走下來，滿場的掌聲融進了她的節奏。她說，上台前很緊張，一上台，立刻就忘了自己。本來主辦方要求每個選手最多謝兩次幕。但那一次韋唯違規了，她不記得自己的歌聲在那個空曠的舞台上回蕩了多久，她隻記得自己有一種“想流淚卻流不出”的感受。最後，她一舉獲得了“演唱特別獎”和“電視美女獎”兩項大獎。而第二天，她的海報就貼滿了整個索波特城，雜誌上的封麵也都是她那張極具個性的臉龐和充滿自信的微笑。
回國後，韋唯繼續在那個隻屬於明星的舞台上享受著音樂與追光。1989年，她在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唱了《愛的奉獻》。1990年，她與劉歡合作演唱了《亞洲雄風》，這首歌毋庸置疑地將她推到了一個不勝寒涼的高度。沒錯，她終於成了巨星，而且是很遙遠的那一顆。後來，人們聽到的故事是，她經曆了父親的誤解，投資的失敗，兒子的降生，以及一份愛情的破滅。這些戲碼，有的被誇大，有的被掩埋，卻始終偏離著她作為女主角的真實心境。韋唯說：“人們想象，你的生活是包圍在讚賞與鮮花當中的。往往這樣的你特別孤寂。因為你很少有朋友，很少有同事去傾訴。敢聽你傾訴的人也不多，擔得起你傾訴的人也很少。”
從歌舞團裏不被重視的小胖子，到享譽世界的亞洲歌後，她站在了聚光燈下，卻也被那耀眼的強光照得模糊；她聽到了掌聲，卻也被那巨大的聲浪蓋過了獨白。舞台，或許是一個人最大的享受，也是一個人最大的寂寞。然而，如何去看待這份享受與寂寞的共生，則是擺脫身份焦慮的關鍵。無論你是“公眾人物”，或者僅僅是個“眾人”，你需要接受或改變的從來都不是別人的眼神，而是你自己。這也是為什麼，韋唯在2005年的時候，能夠麵對李靜和戴軍說出她那“極端的痛楚”與“涅後的燦爛”。她說：“我現在比較從容了，不再回避‘你是名人’這件事。大家都認識我，就像一個人住在街坊裏，大家都認識你一樣。”所謂“存在感”，是一種對自我的信念，有時需要堅持，而有時需要在放下之後重新開始。
在《超級訪問》的舞台上，戴軍從未變過，但戴軍又總在改變，當“超訪”逐漸贏得自己的榮耀，“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是他對自己“玩票心態”的一次告別。
“非典”最厲害的那段時間，戴軍在上海待了一個月。這一個月，他沒有工作，沒有出門，隻是一直看書，看電影。20世紀90年代末，他覺得自己很想說話，於是遇到李靜，主持《超級訪問》。但他始終覺得自己是一個歌手，有一天跟唱片公司的官司打完了，有一天所有的合約都到期了，還是要繼續唱歌的。主持，就看成是一時玩票吧，做得好不好是無所謂的。但是沒想到，三年的時間足以讓他無法自拔地愛上了這個以說話而不是唱歌為主的舞台。在他的印象中，“超訪”的錄影棚並不大，比他唱歌的舞台要小得多，而且沒有追光，也沒有現場樂隊。身邊的李靜還是個“五音不全”的家夥，卻總是能夠在舞台中央大聲地唱著“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他最喜歡“超訪”請歌手做嘉賓，因為這樣他就能夠在節目中一展歌喉，唱一唱那些深藏在記憶中的旋律。但如果遇到演員嘉賓，他就會有點怵，因為很少看電視劇的緣故，那些別人眼中的大牌經常是他記憶中的空白，所以人物性格分析就需要好一通惡補。如果非要說他對這個舞台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那可能就是“始終手握主動，永遠無法掌控。”
自2003年起，當他得知自己和李靜獲得了《新周刊》最佳訪談主持人獎時，他便暗下決心要找一個良辰吉日給自己的人生劃一道分水嶺。事後回想起來，那一個月在上海的時光是十分必要的。在看了很多很多本張愛玲，以及很多很多本李碧華、亦舒、沈從文與汪曾祺之後，他決定回到北京，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
其實，他早就已經是一名電視主持人了，正式的事都做過了，不正式的事也在節目中做了不少。李靜對此給出了很高的評價，她說：“戴軍的表現特別的戴軍。”這話對於戴軍倒是受用的，因為他最不想別人說他的主持是一場表演。戴軍說，主持人差不多有兩種招數，一種套路拳，一種太極拳，而訪談節目需要的是後者。套路拳是綜藝的打法，刀槍棍棒，耍得有模有樣，但太極拳講的是應對，以柔克剛，千變萬化。“今天要是遇到聊天的高手，那你就可以去進攻，因為他接得住，自有招數去化解。觀眾看到強強交鋒也會興奮。但如果你要和一個羽量級的對打，那就不能把話直劈下去，不然非把人給打傷。”這種招數對綜藝節目來說，可能太麻煩了，但用在“超訪”的舞台上就剛剛好，因為這節目從來不著急。
戴軍也說不清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練出一副好眼力的，隻要嘉賓往台上一站，他就能看出今天這期能把話說到幾分。“看嘉賓走出來的樣子我就知道，他是端著的，還是準備掏心窩跟你講點事的。”他和李靜自然是希望嘉賓能在“超訪”放鬆下來多說一些，但他們不強求。每次節目開始前，他們對嘉賓隻有一句話：“這期節目有什麼不能說的？”他們的原則是，如果嘉賓不想說，那他們就不會主動問。但往往是嘉賓在錄影現場先繃不住把話說了出來。“這或許就是超訪最‘壞’的地方，”戴軍說，“總是讓嘉賓精精神神地進來，恍恍惚惚地出去。”
當然也會遇到不好訪的嘉賓。但這“不好訪”和“不好訪”也是不一樣的。比如陳建斌，李靜、戴軍曾公開指認：此人是“超訪有史以來最不好訪”的嘉賓。但陳建斌又屬於“超訪”很欣賞的那一類人——個人氣場強大，直接得嚇人。他曾在節目中說出過這樣的話：“社會怎樣才能進步？不是靠妥協的人，是靠不妥協的人。”後來，他們就成了朋友。當然也有另一類嘉賓，可能臨上場了才發現自己還是無法去麵對某些心情，對此李靜和戴軍的原則依然是，不強求。會有人問，“戴軍，你們通常怎麼協調這種情況？”“不用協調，盡快把話題問完結束。”戴軍說。有一次，一個嘉賓在看完大屏幕播放的“好友爆料”後說，“我是這樣的人嗎？我說過這樣的話嗎？”他開始躲閃戴軍的提問，隻一個勁地說：“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下一個問題沒有了。”戴軍平靜地說。“好，今天我們的訪談就到此結束。”李靜坐在戴軍的旁邊，同樣平靜。這期節目總共就錄了20分鍾，而且一分鍾也沒播出過。“沒辦法，這個節目就是這樣。”戴軍說，“我們的節目不是大製作，但也有自己的小性格。”
即便是“不一樣的‘超訪’”，也不可能萬事皆順利，所有問題都精彩得隻差一個答案；即便是“正式主持人”戴軍，也不可能讓自己成為一個百戰百勝的“問話者”。他最大的成就感是為自己在這個節目中找到了一個合適的角色——做一副好耳朵。“談話節目的哲學有三點：第一點是讓對方放鬆，第二點是讓對方有說話的欲望，第三點就是要讓他覺得你站在他這一邊，能夠聽懂他說的話。”坐在舞台的一側，注視著嘉賓心中的風吹草動，這才是戴軍能夠從容駕馭的角度。
比起戴軍“主持人觀”的演變，李靜倒是一開始就很明確自己的位置。因為她做“超訪”主持人的第一天，就是一個製片人。這讓她必須更多地去考慮整場節目的完整性，而不是單單去營造兩三個爆發點。她還有一個古怪觀點是，主持人要像“阿慶嫂”。首先，要有服務意識。嘉賓是客人，人家來你這做客，你就要讓人家來玩得開心，玩得滿意。都不用給客人菜單，主持人就要清楚地說出嘉賓最喜歡的一壺酒，最愛吃的兩個菜。嘉賓自然會被你的誠意打動。其次，主持人要像阿慶嫂那樣炒得一手好菜。這不僅是手藝問題，更是掌櫃、大廚、夥計們的合作問題。這位“阿慶嫂”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後台。比如她會在錄影間隙跟攝像說，“我一會兒讓嘉賓講那個故事，你就給我切個大特寫。隻有雙方的臉部特寫才能讓觀眾感覺到心與心的交流。”比如她還會衝著鍵盤說：“我不要這樣的音樂，跳戲，我要弦樂。”比如她更會對著現場導演說：“嘉賓後麵第二排那個觀眾打哈欠，你跟他說一下，不行換個位置。”李靜就是這麼一個喜歡張羅的人，嘉賓、觀眾、攝像、鍵盤、燈光，每一個元素她都要反複確認好，才能安心地在台上開始采訪。她那個在“超訪”家族中流傳的經典說法是：“主持人不是自己high了就high了，不是嘉賓high了就high了，是要在場的所有人都high了，才叫high了。”這個喜歡音樂和戲劇的女人還說，“如果我們達到了這種默契，就是身心合一，那我們才會有一台好的節目。”
“身心合一”，不知道還會不會有主持人這樣形容自己對節目的感受。很多人，包括一些電視研究者都說，《超級訪問》是一個主持人的節目，因為兩位主持人個人特色太鮮明，甚至成為了節目最大的看點。然而他們並不知道，越是強烈的個人風格，就越是建築在一個團隊的共識之上。李靜在電視台做了10年的主持人，當年她發現一個奇怪的現實，很多私底下挺活潑、幽默的主持人隻要一到台上就變得黯然失色，千篇一律。也就是說，他們最多做到20%的表達，而失掉了剩下80%的可愛。所以李靜自己做製片人以後，最先閃進腦海的想法就是，她要讓“超訪”的主持人有一個100%表達的舞台。為了嗬護這個想法，她把每一個環節都看得很重要，這些細節上的精確和想象力，才是一個主持人能在節目上盡情發揮的前提。她甚至都有點感謝沒有讚助、沒有平台的那兩年時光，因為那也正是“超訪”風格形成的關鍵期，而她則能更大程度地去決定自己要說什麼，怎麼去說。而且，她遇到了戴軍，這個沒有經過絲毫正統主持人訓練的隨性男子，在主持上並沒有李靜那麼強烈的企圖心，他才懶得管嘉賓背後那個觀眾有沒有打哈欠呢，他隻需要認真地聽嘉賓講話，然後打好自己的太極拳。這種主持手法上的差異，漸漸就演變成了一套組合拳，在插科打諢和真情流露的更深處，不著痕跡地打磨著節目的層次。
對於如何表現李靜和戴軍的組合拳，“超訪家族”的人都是深諳於心的。確切地說，他們每個人的工作最終都會成為主持人風格的一部分。而與此相比，更大的挑戰是如何展現不同嘉賓的人物魅力。盡管在每一期節目的策劃會上，還是會出現爭辯，但“超訪家族”有一條不變的共識，那就是每一期節目都要讓嘉賓帶走些什麼。如果是單純從收視率考慮，他們大可以說是讓觀眾帶走些什麼，但他們統一的口徑確實是：“讓嘉賓帶走些什麼”。至於帶走的是什麼，就值得發揮了，可以是一張照片、一個戒指，也可以隻是一種感覺。
這裏麵很可能還有一種情結。沒記錯的話，尹相傑拎走的那兜兒垂死的螃蟹，就是“超訪”送給嘉賓的第一份禮物。那時“超訪”沒錢，所以隻能是這樣表示表示了。可是之後的“超訪”卻像著了魔一樣，想著法兒地“表示表示”，直到將“禮物”這個概念發揮到極致，成為了導演們、觀眾們和嘉賓們共有的存在感。
孫楠2003、2004、2005年連著三年做客“超訪”。豔豔記得很清楚，因為這三期的編導都是她。她說，自己一直是個不大願意計劃將來的人，所以每一期節目都恨不得做得淋漓盡致，全然不管這個嘉賓以後若要再來還有什麼好說的。事實證明這種擔憂也確實沒必要，恰恰相反，一個盡興的結局或許才是下一個好故事的引子。
2003年孫楠第一次上節目，頂著一頭刺蝟一樣的蓬鬆發型，笑嗬嗬地說：“我第一次上訪談節目。你們這個做得不錯。”那期節目主要聊的是孫楠從建築工人到歌舞團鼓手，再到知名歌手的奮鬥經曆。豔豔還專程去大連采訪了他的母親。他母親說，“要不是你們采訪我，我都不知道他當年一個人在北京這麼苦，還要管別人借米。”一直嘻嘻哈哈的孫楠看到大屏幕裏的母親也哭了。“我應該自己來做這一切，其實這個過程特別開心。”他說。
2004年，孫楠帶著自己的新專輯《燃燒》又來了。這期節目，豔豔關注到的是孫楠的第一場演唱會。這段回憶是相當有鏡頭感的。當年很紅的“黑豹樂隊”打算在大連開演唱會，但唱不了全場。於是主辦方就把在當地小有名氣的孫楠和他的“無名樂隊”請來客串暖場。誰知道，演出第一天剛一上台就狂風驟雨了——可樂瓶子從四麵八方砸過來。“你想，大家都是來看“黑豹”的，結果一看不是，就以為上當了。”孫楠說，“我這人又強，你越砸我越不下去。”於是，整個無名樂隊就這麼一邊躲著可樂瓶子，一邊唱了40分鍾。不過第二天，看台上就出現了他們的歌迷，依然是狂風驟雨的，不過這一次是掌聲，屬於一支樂隊的掌聲。故事講到這，那些和他一起迎接可樂瓶子和掌聲的哥兒們，出現在了現場。孫楠瞪大眼睛，一副“怎麼可能”的表情。“我當時要做這節目，我想過你們可能會出此下策，但是我又覺得不太可能，因為他們都在不同的地方，而且都不肯上節目，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圈子。”孫楠說，“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見到他們特別開心。這幾個好哥兒們，我們都是一塊成長的，看到他們，那種親切之情是不能言表的。”一到這種時候，豔豔就會很興奮，“如果你讓嘉賓帶走一個東西，他走了之後能夠回味好幾天，跟身邊的朋友分享好幾天，就夠了。”
2005年，“超訪”把孫楠以及他剛來北京闖蕩那會兒一起住地下室的幾個“室友”都請了來，熱熱鬧鬧坐了一屋子人，一時間舊賬老底全被翻了出來，儼然成了“揭短大會”：誰的兜總是比臉還幹淨，誰愛扒門口偷聽女生跟男朋友講電話，誰又沒拿話筒就衝上台等等。總之，一段艱苦清貧的日子，被眾人講得是有滋有味。當年他們幾個人經常會在地下室的走道裏練歌，孫楠第一次去香港演出要唱粵語歌，可他半句粵語都不會。於是深圳過來的“室友”黃格選就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他發音，等到他去香港演出的時候，發音已經基本沒問題了。“這就是我學會的第一首粵語歌，《忘不了你》。”孫楠說，他當時的新專輯就叫《忘不了你》。
在一個人的記憶中，究竟有多少“你”是忘不了的？又有多少“我的故事”實際上是“我們的故事”？算不上刻意懷舊，但2005年以後出現在“超訪”的群組嘉賓確實變多了。這是一種不同於單個嘉賓訪談的交流：嘉賓們圍坐在一起聊著一個主題，激動地，溫吞地，一口一口小心翼翼地，咀嚼著那些或近或遠的生活，追憶著那些定義時光的細節和那些已然淡去的悸動。
2005年底，“水木年華”的盧庚戌、繆傑來做節目，但他倆沒想到，李健也能來到現場。“水木年華”這個組合本是由盧庚戌和李健倆人組成的，隻是後來李健選擇了離開。“整個6月份，天天失眠。”盧庚戌並不諱言那段時間自己內心的沮喪，畢竟是正處於創作的上升期。但他理解李健，兩個人的音樂理念已經不同了，每個人也都有自己選擇的權利。所以他選擇了把已經在IBM拿著6位數年薪的繆傑拖下水，組成了新的“水木年華”，再次出發。
很長一段時間，盧庚戌和李健都沒有聯係。直到有一次因為共有版權的事情，盧庚戌給李健打了個電話，兩個人才算又有了交流的機會。“後來我們倆就是偶爾會通一通電話。”“那要不要現場連線一下李健？”盧庚戌一時沒反應過來，嘴巴上說著“好”，卻已經看到李健本人從門中慢慢走了出來。就這樣，昔日的同學與搭檔重新坐在了一起。李健說，他離開的時候也是困惑的。“比方說把我倆都比喻成農民的話，小盧他可能希望一大片的收獲，他會買一些現代化的機械設備。但我可能就是一小片地，能夠養活自己，自己拿鋤頭種就可以了。”沒錯，是音樂上的分歧最終導致兩人分道揚鑣，但和外界風傳的不同，這之中沒有誰對誰錯，也沒有誰強誰弱，隻是兩個曾經因夢想走在一起的青年最終又因夢想而分開，如此而已。在“超訪”，三個“水木年華”的人又一起回憶了青澀而美好的大學時代，包括盧庚戌當年用《蝴蝶花》追女孩的事，李健和繆傑參加校園歌手比賽的事，等等。節目最後，他們一起唱了《一生有你》。沒有要刻意去澄清什麼，也沒有煽情的擁抱或牽手，隻是三個人共同演唱了這首經典的歌曲，就足以表現男人之間的情感。“還是朋友嗎？”“我們從來都是朋友。”
也許不曾經曆離開，就無法真正看清昨日的希望與黑暗。搖滾樂隊Beyond在《遙遠的Paradise》中唱到：“曾經滿載了希望，你我會有天衝開黑暗，誰知再次的失望，看這裏已經走到盡頭。望著你走遠，我並沒有心酸，唯望天各一方，它朝可重逢。寧可永遠的等待，也怕背棄當初的一切，如今你遠走彼岸，告訴我那邊天色好嗎。”2005年，樂隊吉他手黃貫中在“超訪”中說，這首歌是為了紀念去世的黃家駒而作。1993年6月24日以及其後的7天，是Beyond成員一生中最難過的時刻，主唱黃家駒因參加日本綜藝節目錄製不慎從高台掉下，陷入昏迷。他們一直在等待，等著Beyond的靈魂人物能夠醒來，卻沒想到這種等待變成了永遠。
1994年，當三個人的Beyond決定重新走進錄音棚時，他們發現黃家駒的吉他依舊放在老地方，卻沒有人敢去觸碰。Beyond對李靜和戴軍說，他們後悔那一次去日本，不去就不會出事，就算要吃苦，就算不能玩音樂也沒關係，至少他們還有這個朋友。2003年Beyond為紀念樂隊成立二十周年，在香港、北京、上海以及美國、加拿大等地舉行“Beyond超越Beyond”演唱會。而這次巡回演唱會也終於實現了四人Beyond時隔十年後的“重逢”——通過技術手段，黃家駒的身影重現在舞台中央，和其他三位搭檔一起進行表演。戴軍說他當年看到這一幕，號啕大哭。“他真的好像回來了，快樂和悲傷一起。”應該說所有熱愛搖滾，熱愛Beyond的人都不會忘記那一刻，快樂與悲傷交雜在一起的純粹。黃貫中說，曾經有人建議他們找一個新的“黃家駒”回來，“這很好笑，沒有人可以取代他。”
總會有那麼一個人，一件事，或者一樣東西，永遠留在回憶的遠方，提醒著我們來時的方向，提醒著我們之所以是我們。這些人、事、物，這些偶遇、感動與遺憾，自是我們存在的痕跡。
李靜珍視著那些痕跡。她把目光投向遠方，也灑向來時路上的一草一木。從強悍的北方丫頭變為妻子與媽媽，夢中的電視製作公司架構日益完善，一切不再隻是虛妄的光影。一路上，精神始終在生活中細水流長，夢想也在一次次自我重啟中燦爛彌彰。或許未來與過去，從來都是一回事。有些東西是不死的，超越時空而勝過肉體的生命，遑論凡人抑或英雄。
當李靜穿起具有未來感的戰袍，戴軍的做派是回鍋過往的調調。2004年，戴軍推出了他的個人專輯《阿蓮2004》，距離《阿蓮》已是十年。很多人勸他別取這個名字，會被人誤會他炒冷飯。但他說無所謂，反正這張專輯是為自己做的。這十年，他經曆了太多，第一次真正的戀愛，第一次真正的分手；第一次最遠的漂泊，第一次想要安定下來；第一次走紅，第一次過氣；第一次開公司，第一次打官司；還有第一次主持，第一次獲獎。這些都在這十年裏發生。
不可能忘記的吧，這十年“複雜的旋律”，是他的歌聲也是他的心聲。既然敢給專輯取這個可能會招致非議的名字，就說明戴軍是真的釋懷了。正如《阿蓮2004》的歌詞中寫的那樣：“再過十年我已不再年輕，回憶裏至少我曾經有過最美麗的風景。”沒有人可以否定自己的記憶，即便那是模糊的，也是我們能夠用以看清自己的唯一鏡像。存在，因為過往，即是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