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普通的“文化獨貴龍”人家，我感受到了牧人對藝術的向往，對文學的虔誠。這種對文學藝術的尊重，讓我的眼睛有些發濕，甚至可以說是在精神層麵得到了一次升華。
一刹那，我出現了這樣的幻覺，好像賀希格巴圖飄然在我眼前晃過，詩人那睿智的眼風，高傲的八字胡，雋永的詩句一下子向我湧了過來……
我坐在車上，默默地望著空曠的草原，好長時間沒有說一句話。
我想起去年夏天我在無定河北岸采風時，曾經結識過一位叫任俊祥的農民女詩人，這是陪我采風的烏審旗文聯副主席馮海燕介紹我認識的。馮海燕告訴我，她與任俊祥認識時，她還在河南鄉裏的一所學校當教師。那時，任駿祥常來學校找她，倆人談論文學，談論詩歌，她們都喜歡泰戈爾、舒婷。
兩個女人為詩歌瘋魔，鄉上的人把這兩個女人當成怪物。
馮海燕說：“真的，那時人們看我倆的眼光都不一樣。我還好過一些，我是公家人，任駿祥麻煩就多了，在世人的眼光裏，她一個農民，一個為人妻的女人，憑甚寫詩？憑甚泰戈爾？那時，任駿祥壓力太大了，她愛寫詩，為此，她的丈夫還打過她。她說，打不死就寫詩！”
我說，我很想見見這位打不死的女詩人。
馮海燕立即打電話給任駿祥聯係，約定了見麵地點。當我們的車到達時，一個男人開著摩托車，後麵坐著一個瘦高的年輕女人已經在等著我們了。那女人衝馮海燕招招手，我們的車跟著他們的摩托車走，在村裏的鄉間土路上七扭八拐，終於來到了任駿祥的家。我原以為坐在摩托車後的女人是任駿祥的女兒，原來她本人就是任駿祥，而開摩托車載她的正是她的丈夫老馬。
我講了自己的誤會，大家哈哈大笑。
任駿祥告訴我，她的兒子在內蒙古農業大學讀書。
我問：“兒子支持你寫詩嗎？”
任駿祥說：“一開始兒子不太理解，現在挺支持我的。”
馮海燕說，媽媽是詩人，兒子臉上也挺榮光的。
我坐在沙發上，一麵喝茶，一麵打量著這間普通的農居。屋裏茶幾上堆著一些雜誌，裏屋是任駿祥的書房，書房挺素淨，還放著一台電腦。任駿祥對馮海燕說：“你說肖老師要來我家看看，我趕緊從網上看了他的資料。過去隻聽說過市裏有這麼個作家，我還真沒有讀過他的作品。”
我笑了，這是個實誠人。一個沉緬於泰戈爾詩情中的女人，你還指望她讀別的什麼作品呢？記得九十年代中期，我去過泰戈爾的家鄉，不說泰翁在加爾哥達的舊居，就他的莊園開汽車就得走兩個多小時，其家廟就像一個寺院。泰翁的莊園現在還辦著一個“泰戈爾國際藝術學院”，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們在這裏就讀，師生們上課就圍坐在高高的菩提樹下的綠草坪上，那本身就是一種行為藝術。泰戈爾的詩歌好多就是在這綠草如茵，菩提樹散布的莊園上寫出來的。我當時感慨過，住在筒子樓內早上為解決內急排隊的中國作家，是萌發不了泰翁那樣對土地的深情和敬畏。
泰翁的崇拜者任駿祥告訴我，她家四代人都住在河南鄉，過去這裏沙丘多，灰沙梁也高，這些年都改造成良田了。現在這裏是無定河商品糧基地，田裏的活機械化大多都做了。她平時在家裏喂喂豬，做做家務，有空時讀讀書，寫寫詩。她從來沒有出過遠門，2003年時才去過一趟烏審旗府，這是她一輩子去過的最遠最大的地方了。
她說她喜歡的詩人是舒婷和泰戈爾，她非常詩意地說：“我是大地的孩子，隻要一走在田地上，心裏就發酥眼睛發癢。人在土地上索取太多了。”
我想，這個女人對土地有感覺，具備詩人的潛質。
她說，她上了初中家窮就不念書了，她十六、七上就開始寫詩，寫了二十多年了，總覺得和人家比不行。
我問：“和誰比？和泰戈爾、舒婷比？”
任駿祥說：“那倒也不是，實際上我看書很少，讀詩就讀過他們倆人的。我就是感覺想象的東西和筆下的東西是兩回事。我讓詩鬧得神情恍惚的，雖然沒有碰到過煮餃子下鍋山藥蛋的事，但也差不多，丟三落四的。後來新華社來了個記者，他看了我寫的詩，挺感興趣的。帶走了一些說是要給專家們看、出版社看……這些年來我為了寫詩，真是把家扔下了……”
她說著輕輕歎了一口氣。我感到這聲輕歎挺悠長，挺有故事。我能感受到一個農家女寫詩的艱辛。九十年代時，我曾接觸過一個在毛烏素沙漠上愛寫小說的青年人，動轍就寫長篇，為了創作，把好好的政法工作辭掉，硬要去看大門，隻是為了求得夜間創作的安靜。他的家人認為他瘋了，把他寫好的長篇轉給我看，讓我給他狠狠潑冷水，讓他死了這條心，做一個正常人。
我婉拒了他們的要求，這個惡人我還真當不了，扼殺一個人的文學夢，是件非常殘忍的事情。
我完全能夠想象得出，任駿祥在創作時遇到的艱難，一個是自身的，一個是外部的。如若沒有對詩歌的執著，對文學的堅守，一般人是走不下來的。我對任駿祥這個瘦弱的農家女人充滿了敬意，
老馬按著當地蒙古族待人的習慣，茶托上放著三盅酒，衝我遞了過來。我接過一盅盅飲盡，老馬高興地笑了。這是個壯壯實實的憨厚漢子，我擔心這樣的男人發起威來，任駿祥這個瘦弱的女人怎能承受得了？
我問老馬：“你還打老婆嗎？”
老馬尷尬地道：“哪能呢？過去我就是著急，你下地回來，灶是涼的，鍋是冷的，雞沒喂，豬叫喚，她還在爛紙上寫劃，詩是莊戶女人寫的？我急了就給過她一巴掌，現在不就成罪過了？市裏來人問，旗裏來人問，實際上那時我打她，她痛我更痛！”
我們都笑了。
老馬道：“後來內蒙來人看她寫的詩，讓人家專家一說，不得了了，還要給出書。天爺，這無定河兩岸，從古至今，有幾人出過書的？書還真出來了，旗裏還給開會，還給獎勵，一本書鬧了好幾萬，這可比喂豬喂雞收入大。人還有了名，當村裏的婦女主任，旗裏的婦聯代表。我對她說，你好好寫，咋寫都行！”
人們又是大笑。
任駿祥也托了三盅酒遞給我，我又喝幹了。
老馬道：“自己的女人當了詩人，我臉上也挺有光。可她出了書後，光對著書桌發愣，詩寫得越來越少了。”
我說：“這挺正常的。有感覺就寫，沒有感覺就不寫，千萬不要硬寫。硬寫出來的東西沒有靈性。”
臨走，任駿祥送了我一本書，是她的詩集《珍藏》。
我對她說：“我期待見到你的下一本詩集。”
任駿祥點了點頭。
我翻閱著她的詩集，有這樣一段小詩吸引了我。我似乎都能感覺到，任俊祥站在毛烏素沙原上唱詠道：
我愛這土地
一個全新的日子裏
在一片慈祥的陽光下
我含著淚
把大地摟在懷裏
盡情地親個夠……
我說
我愛這土地
我寧原去死
讓我的骨肉化作
數億計人腳下的土地
生命原本產生於土地
葉落歸根是回報土地對它的養育之恩
我深深地愛著這土地……
在烏審大地上，像任俊祥這樣的文學堅守者很多，我在旗裏的文化藝術中心看到了一群蓬勃成長的八零後詩人群體。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大都是牧人的後代，他們大都在上高中、大學時出版了自己的詩集。現在已經成為烏審旗和鄂爾多斯詩歌創作的中堅力量。他們苦苦傳承著先人留下來的文脈，努力創作，筆耕不輟，成為毛烏素沙漠新一代的歌吟者。正是有了這一代代的詩人，才使毛烏素沙漠靈動無比，才使毛烏素沙漠五彩斑駁。
我在采訪中知道，在“以人為本，加強綠色烏審建設”中，提高綠色烏審建設中的文化含量，一直是烏審旗各級黨政的重頭戲。他們依托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生態文化四個層麵，實施了思想道德鑄魂、人文遺產保護、文化精粹搶救、文學藝術創新、文化產業發展五大工程。在綠色烏審建設中，打造出了“中國蘇力德文化之鄉”、“中國蒙古族敖包文化之鄉”、“中國鄂爾多斯歌舞文化之鄉”、“中國馬頭琴文化之都”四大品牌。
在烏審旗，國家級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兩個，他們是“河套人遺址”和“獨貴龍”活動舊址。自治區級7處，市級9處。一個旗擁有這般厚重的文物保護單位，這在縣級區域是不多見的。為了提高這些文物遺址的文化含量，發揮重點文物的抓手作用，旗政府舍得下本錢，投資文化建設他們不含糊。
幾年來，旗政府先後投資三十多億，建設了文化藝術中心，“獨貴龍”文化廣場，薩拉烏蘇體育公園、體育中心、人工湖、蘇力德碑等公益性文化設施。在農村牧區建成達到市級一級站水平的文化站6個，嘎查文化室64個，蘇木鎮文博館7處。旗烏蘭牧騎先後代表國家赴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國家演出、在波黑塞族共和國參加“杜卡特國際民間藝術節“上，榮獲評委會最高榮譽獎和最佳表演獎。一大批民間表演團體，脫穎而出，在烏審旗的旅遊經濟中發揮著生力軍的作用，農牧民依靠本身歌舞詩歌文化優勢，創造著經濟價值。
綠色烏審中的文化建設，搞得生機勃勃，有聲有色。
有一次，我與烏審旗人民政府旗長牧人先生談到烏審旗開展的打造“中國馬頭琴之都”時，牧人先生感慨地說：“別的不說，光馬頭琴我就向下麵送了六千把，為搞馬頭琴文化建設力度不能說不大。”
的確，烏審旗的馬頭琴文化建設搞得既群眾化又專業化。在烏審旗的蘇木、鎮，都有自己業餘的表演團體，參加表演的大都是鎮蘇木幹部、企業職工，我在烏蘭陶勒亥鎮就看見他們聘來的音樂教師教機關幹部演奏馬頭琴，馬頭琴可謂全旗幹部職工人手一把。他們成立注冊了“中國馬頭琴學會烏審旗分會”，建立了9個“馬頭琴文化協會”，組建了62支“馬頭琴文化獨貴龍”，擁有成員1500多人。登記馬頭琴文化戶3000餘戶，在學校係統建立了12個馬頭琴音樂興趣小組，成員就有2100多人。另外旗裏還建立了“馬頭琴音樂廳”、馬頭琴博物館和馬頭琴文化廣場，並特聘了馬頭琴大師齊寶力高擔任烏審旗“中國馬頭琴文化之都”的形象代言人。
今年夏天，我在剛落成不久的旗文化藝術中心參觀了馬頭琴博物館，看到了那年代各異，形形色色的馬頭琴，深感蒙古族馬頭琴文化的博大精深。在馬頭琴演奏廳內，我親眼見到了馬頭琴藝術團氣勢磅礴的排練演出，其規模陣勢，演奏水平讓人不敢相信這是一個旗級的業餘藝術團。在烏審草原上，在牧人的家中，你時常可聽到馬頭琴聲，或激昂如排山倒海，或舒緩如小橋流水、琴聲紀載著蒙古民族的千年記憶，或鐵馬冰河，或一唱三歎，讓人浮想聯翩，感慨萬千……
一把普通的馬頭琴，在聰明智慧的烏審旗人手中，升華成了一個民族的大品牌、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