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 第七章 蔣經國的謀士
01溝通大臣
默默成長起來的台灣新一代知識分子，蓄集了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和迫切參於政治的意識。蔣經國推行的“新政”以及當局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遭到的一連串外交的挫敗更激發了他們過問政治的勇氣，組合成批判當局的政治陣營。進見，上書，遊行成了時髦。
1973年，畢業於政大法律係的黨外人士白雅燦，發表了《正式公開宣告競選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委”增補選舉聲明書》。
白雅燦畢業於政大法律係，1969年曾幫助黃信介競選，1971年被特務機關囚禁四個多月，1973年又為王昆和當助選員。此次他為自己競選，寫就《正式公開宣告競選本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委”增補選舉聲明書》，開篇即以曾坐過國民黨的牢為政治資本，接下來提出二十九條政治見解，條條都令台灣當局無法應付，最“刺激”者有：（一）請蔣經國公布私人財產，以杜台灣百官貪汙之風；（二）請蔣經國公布蔣介石遺產及納稅情況，以杜權貴財閥偷稅漏稅之風；（三）請蔣經國坐裕隆汽車以提倡國貨；（四）請蔣經國召回在美國的子、女、婿、孫，以杜大小官員逃美不歸之風；（五）請蔣經國公布蔣孝勇“走後門”上大學的經過}（六）請蔣經國辭職以表對“中華民國”外交失敗負責；（七）要求解散“中華航空公司”等官營公司，消減官營企業的特權；……（十七）要求把“國會”是否解散問題交全民投票表決；……（十九）要求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二十三）要求廢除“戒嚴法”；……（二十五）要求禁止“救國團”到處插手的惡劣作風；（二十六）要求召回“台獨”分子彭明敏，並與之同建“政府”；（二十七）要求派康寧祥、郭雨新為“國際巡回大使”，爭取外援；（二十八）要求台灣當局聯蘇以鉗製中共和美日；（二十九）要求與大陸直接談判貿易問題，以發展“台灣經濟”。
那麼，蔣經國的新政堪稱“革新”成果的是什麼呢？則有下列五個方麵：
一、在對在野反對派的態度方麵，開始小心翼翼地變20世紀60年代的高壓政策為比較寬容的政策，一度鼓勵青年闖政，開放校園運動。對反對派刊物的言論檢查尺度，也逐步放寬。
當然，這一變化，仍然是在無損於國民黨一黨專製的範圍之內。在向“寬容”化演進的總趨勢下，也不時發生向“高壓”方麵的反複。
二、在對民眾的態度方麵，把“為民服務”作為黨務革新和行政革新的重要內容特別是蔣經國本人，多次親自到民間走訪巡視。行政部門實行了很多新的規定，提高辦事效率，減少官僚主義。
對老百姓深惡痛絕的貪汙，進行了比較嚴厲的打擊。
三、在人事製度方麵，實行“提拔青年才俊”和“政治本土化”方針，使大批青年人進入領導班子，台灣籍人士擔任黨政高級負責人的比例，也大幅度地提升。
四、實行“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補選，部分地緩解了法統危機，並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地方反對派人士的參政要求。
五、在經濟上，與繼續發展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形成的出口加工業同步，在島內進行了以交通、能源、重化工業、大型機械製造等為內容的“十大建設”，為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經濟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民眾的生活水平亦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
以上五個方麵的內容，反映出國民黨在蔣經國領導下所發生的變化及未來的演進趨向。
但，這時台灣也進入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日子。
1977年2月，梁肅戎擔任了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副秘書長，蔣經國親自指派他負責與黨外人士溝通。
這是國民黨與本土勢力的正麵接觸，是熱點，他責任之大令各界矚目。
無論是20世紀70年代，還是80年代，粱肅戎的溝通原則和方法都與國民黨的領袖蔣經國保持一致，即一切溝通在法允許的前提下檢討策勵，誠心誠意，重視人權，促進法製，保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每次溝通，他都將如何開會，溝通內容寫成報告呈給蔣經國。蔣經國對他信任，讚許梁肅戎“心思縝密”。
1986年9月28日，民進黨成立以來，國民黨內部的批判力量一直相當大，蔣經國根據梁肅戎意見，下令“繼續溝通一，緩和了一度趨向緊張的局勢。1987年9月，他召見政策會三位副秘書長，特別詢問了梁肅戎有關兩黨溝通的情況。
梁肅戎報告道：
“民進黨已是一實體的存在，我們應正視現實，不要像少數人老是采取駝鳥政策，不願承認民進黨”。
蔣經國立即明確地交代：
“和在野人士要溝通、要和”，他特別強調：“要在憲政和法律的基礎上，誠心誠意地和別人溝通。”梁肅戎也向蔣經國闡明：
“朝野兩黨在溝通上最大的爭執主要是因為認知差距太大。譬如，他們對‘非常時期’這樣的名稱和事實不能接受，但是，近年來逐漸上揚的‘台獨’聲音給執政黨很大的疑慮，這些問題如果不能理清，便很難進行溝通”。
由於雙方認知差距過大，他和部分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會議場上也曾發生過衝突，譬如，有一次他要求主席對議題表決，康寧祥便私下阻止梁肅戎說：
“肅老！不要一世英名毀於一旦。”梁肅戎回答：
“老康，要知道我是代表國民黨的。”台灣這一地理環境讓住民所產生的心理意識是：總有一種遠離祖國核心地區的感覺，加上自清末以來至南京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央政府的一方未給予台灣地區更多的關懷。地理、經濟、文化上的差異都會變成一種全民性的社會情緒。居民大都是閩粵地區的移民，他們身在外鄉，奮鬥倍加艱辛，舊中國的政府隻知壓迫，這使他們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反抗意識。台灣被日本占領50年，台灣民眾受盡欺淩和壓榨，當了50年的“二等公民”。他們對任何似乎不利於他們的措施都十分敏感，國民黨政權去台後，西方一些國家為實現分裂中國、“台灣獨立”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製造、誇大台灣民眾在省籍方麵的矛盾，煽動台灣民眾的情緒。國民黨政權逃台後，對台灣地區實施戒嚴和恐怖統治，台灣人民的權利受到嚴重侵犯。
在這種因素下產生了本土化觀念，這從根本上看是“台獨”的萌芽，因此，梁肅戎的溝通意義，已不僅僅局限在代表和維護國民黨的利益了。
台灣問題專家認為；“綜觀國民黨一百餘年的曆史，蔣經國占有特殊的地位，他親手結束了名聲不好的蔣家王朝，他準備放棄國民黨一黨專製，他開放部分台胞赴大陸探親，他嚴禁‘台獨，勢力的活動，他把兩岸關係限定於中國代表權之爭，和大陸共同維護中國的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