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北京 第六章 台灣與日本地下外交官
01蔣經國選賢
梁肅戎為台灣當局在國際舞台拉朋友。
1971年10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收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的《關於聯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決議》電報。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了“立即把蔣介石當局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提案聲明，宣布將派出自己的代表參加聯合國的工作。11月11日，以喬冠華、黃華為正副團長的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六屆會議。喬冠華團長11月15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闡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對外政策。
台灣當局被迫退出了聯合國，在國際舞台沒有了地位。對於這樣一個結局，國民黨無論元老，還是新政者，既無可奈何，又不甘心。
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二十三年以後，即1993年，又開始奔走，企圖重新返回這個國際的外交舞台。
1991年10月，國民黨外交官員、在聯合國擔任七年國民黨政府代表的楊西昆，向采訪他的台灣《展望》雜誌撰稿人燕尾服說：
“我們退出聯合國以後，到現在聯合國的憲章上還是中華民國（R.O.C），名稱並沒有改變，雖然中共進入聯合國用的是中國（China），但聯合國憲章裏麵依然是中華民國四個大字，所以現在我們要談的是將如何以中華民國的名稱重新恢複會籍。”在蔣介石去世後多年，國民黨當局還在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還有重返聯合國的野心，這使人想見當年台灣當局退出聯合國該是多麼地不甘心！沒有聯合國裏的位置，國民黨當局也就將失去許多外交關係，走向孤立無援。日本首先提出要改變與台灣關係；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北京，更激發了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近的熱情。7月5日，日本大選，田中角榮當選首相，迫切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田中角榮生於1918年，是日本新瀉縣人，五十四歲，正值盛年，二十九歲進入日本國會，連任十屆議員，梁肅戎評價他“深悉日本政客勾結財閥，縱橫捭聞的奧秘，知道如何接近權勢，出據要津，掌握權勢”。
這時，蔣經國正關注中日關係的變化，他的案頭放著關於田中角榮政曆與意圖的分析報告：
“田中角榮被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提拔後，擔任過岸信介內閣的郵政大臣、池田內閣的大藏大臣、佐藤內閣的通產大臣等要職，是一名善於迎合與利用時勢的典型政客，他的前任內閣佐藤榮作已定下同北京政權關係正常化的策略，日本財閥正夢想中國大陸市場，左派日本人又從中推波助瀾，田中角榮要一馬當先，準備搶在美國之前，突破佐藤因遲疑於中共條件而未能達成的與北京關係正常化，他急於表現他個人是戰後訪問中國大陸的第一位日本首相。”蔣經國認為：當前當務之急，是阻止田中角榮與中共接頭，他對此有信心。這是父親蔣介石鋪墊的基礎。中國當年遭受日本迫害，抗戰勝利後，蔣介石以德報怨，保住了日本天皇體製和日本國土的完整。也沒有向日本索要巨額賠償。並且把留在中國的大量日本僑民遣送回國，日本人多多少少地忘不了蔣介石的恩澤。這些，本不應記在他個人份上-，抗日戰爭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勝利的組成部分，對日本國的寬容，是中華民族全體人民對日本人民與軍國主義分子區分開來的體現。蔣經國過高地估計了台灣當局在日本人心中的位置，因此他決定選得力人去日本遊說：這個人是誰呢？非他莫屬：梁肅戎。
梁肅戎與日本有著久遠的聯係，他的許多日本友人都已成為了日本政界的要人。早在東北讀書時，他就讀過三個日式學校：長春法政大學、大同學院、司法官訓練所。大同學院被稱為：“大東亞指導者養成所”，成分由日本人、韓國人和少數中國人構成，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培養統治中國東北的幹部基地，到日本投降時，共有二十期畢業生，梁肅戎是第十四期畢業生，韓國的大統領崔圭夏是十五期學生，日本的建設大臣根本龍太郎是第一期學生，政調會長、防衛大臣三原朝雄是第二期學生，梁肅戎與他們有著深厚的友誼，且常有書信往來，1970年他到日本攻讀博士學位，與這些校友常聚在一起話舊。
1972年八月初，“行政院政務委員”周書楷向蔣經國建議；請齊世英遊說日本。
蔣經國說：
“齊世英可以，我再提一個人。”周書楷問：
“誰？”蔣經國說：
“梁肅戎。”齊世英和日本元老政治家吉田茂關係深厚，和其弟子佐藤榮作、自民黨最大派係領導福田糾夫，及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等人也有情誼。在梁肅戎的記憶中，齊世英和吉田茂的關係早在1925年12月就建立了。
齊世英和吉田茂的關係：當年郭鬆齡反張作霖，齊世英剛從國外留學回來，因痛恨軍閥割據，向往國家統一，遂輔佐郭鬆齡。由於日本關東軍支持張作霖，郭鬆齡的軍隊被日軍阻攔，齊世英雖曾至營口與日軍交涉，無奈被日軍拒絕。最後，郭鬆齡的軍隊被殲，郭鬆齡和他太太也被就地槍決，齊和另外五人逃入新民屯日本領事館分館，尋求政治庇護。
當時奉天（沈陽）日本總領事即為戰後的日本首相吉田茂，而日本外務省因吉田茂的堅持，與軍方持相反的態度，給齊世英等人政治庇護，齊終於脫險。同時獲得庇護的五人，有二人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做了漢奸，其中一人即冀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勝利後被處死刑。齊世英則到重慶與日本人鬥爭到底，因此吉田茂曾對其弟子佐藤榮作首相、福田赳夫首相等人稱讚齊世英的愛國情操，說他是一位可敬的敵人。
戰後，齊世英到日本時，是吉田茂別墅的常客，奠定了他們半世紀的友情，1964年2月，“周鴻慶事件”，吉田茂代表當時首相池田勇人訪問台灣，以“吉田書簡”的方式，平息了中日的糾紛。當時齊世英已遭開除黨籍處分，不過，吉田仍向蔣介石說，齊世英是他在中國惟一的老朋友，他要見齊世英。可見他們情誼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