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也說曹操與蔡文姬
近年來，有了一種便利，彈指之間，動動遙控器，便從電視中很直觀地溫習曆史，這一類的電視連續劇被稱之為曆史劇。例如去年就曾經從電視熒屏上看到這樣赫人的標題《曹操與蔡文姬》。我沒有從頭到尾通看，隻是斷斷續續看過幾場，倒是引發了我讀史的興趣，史書上到底如何記載這兩位人物的交情呢？
據《後漢書·列女傳》記載，蔡文姬是一位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的女子，是漢代大學者蔡邕之女。出嫁後“夫亡無子，歸寧於家”，戰亂中文姬為胡騎所獲，嫁給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平素與文姬的父親蔡邕交情很好，痛感蔡邕沒有後人繼承學問，“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這便有了有名的曆史故事“文姬歸漢”和不朽的詩篇蔡文姬的《胡茄十八拍》。
蔡文姬回到中原之後，被許配為陳留董祀的妻，董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倒是出麵請求過曹操的寬恕。那天，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曹操聽說蔡文姬要見他，便對滿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話音剛落，文姬進來了，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聽者皆為之改容。曹操被感動了，決定免除董祀罪。時值寒天，曹操又賜給文姬以頭巾履襪。
曹操接著問：“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
後來曹操將紙筆備好，派人送到文姬家中。蔡文姬憑著驚人的記憶將父親的文稿一一整理出來了。
通觀史書記載，哪裏有什麼曹操為迎文姬歸漢大興土木蓋什麼“樓”？這種金屋藏嬌倒是很像當今貪官動不動包養二奶一類行為舉止。曹操看重蔡文姬是事實，可是敬重不等於奢華，在我們今天看來送紙筆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當年送紙和筆，非同小可，是一件相當有分量的事情。那是一個造紙術剛剛普及的年代，人們從竹簡絲帛書寫過渡到紙筆書寫，大抵不亞於我們今天從筆寫過渡到用電腦和網絡寫作。換一種文化的載體，往往會極大激發學者和作家的寫作願望，當年，文姬以“男女授受不親”為理由，拒絕10名官吏做她的助手，而接受了曹操贈送的紙筆。這大概享受到的是當今接受一台奔4筆記本電腦的意義了。告別笨重的竹簡，用紙和筆來寫作，對於一位才詩橫溢的女詩人是多麼重大的援助和支持。從惜才愛才來說，蔡文姬遇上曹操，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高山流水遇知音了。以今人之狀度古人之腹，往往是對曆史人物的曲解和漫畫，要真正了解曆史人物還得認認真真老老實實地讀史，而不是看電視。
《紅樓夢》與清代婦女寫作熱
清朝年間，由於當時出版業的興起，也因為在清代禮教有某些程度的鬆動，出現了興辦女學，女子結社做詩，出詩集的婦女寫作熱。據胡文楷《曆代婦女著作考》一書的統計表明，在我國曆史上從漢魏至清代近兩千年裏，婦女著作為4000餘種，而清代婦女著作便有3000餘種。目前海外的婦女研究學者們對中國清代婦女的寫作熱已經引起很大的關注。
應當說《紅樓夢》中占有很多篇幅描寫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們，比如說她們如何賞菊賞月吟詩題詩，如何連做夢走路吃飯都在想做如何做詩的，那種對於大觀園內的女子對對聯，談詩論藝的場景應當是清代女子寫作熱的場景描寫。而曹雪芹（1716—約1764）筆下的“金陵十二釵”實在與當時現實生活中女子的生活場景息息相關，也是有根有葉的。當時女性的寫作不僅僅成為曹雪芹筆下女性形象的生活原型，同時女性的審美取向和社會價值取向無疑對曹雪芹的創作起到了直接的影響作用。首先，女性的寫作有著與男性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這使得曹雪芹的《紅樓夢》擺脫了中國古代章回小說的以男性為中心的所謂建功立業的社會價值取向，同時也擺脫了傳統中國章回小說的形式，改變了說書人的那種敘述體例，以散文化的全景式的描寫為主。從《紅樓夢》的人生價值取向到藝術布局，都能看到與女性文化的血緣關係，換一句話說也就是與女性視角的血緣關係。魯迅先生曾經評論《紅樓夢》“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跡”是一部人情小說。關注人情和親人的聚散正是女性視角的體現。從這個視角審視男權社會，便造出了《紅樓夢》中始終交織著的是亦真亦幻的陰陽結構，是重情還是重禮的矛盾心理；虛幻與現實，真言假托營造出一個撲朔迷離的生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