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費曼在雜誌上看到一篇描寫警犬的文章，提到它們的嗅覺特別敏銳。這樣的文章相信許多人都看過，一般人看了就看了，不會有其它動作。但費曼卻不會這樣輕易放過。他想：警犬真厲害，不知道我們人類的嗅覺有多靈敏呢？
費曼的不凡之處在於他不僅是想想，而且真的趴在地上像獵犬那樣爬來爬去。他的實驗表明，獵犬固然在嗅覺上強於人類，但人類也不像他們自認的那樣無能，事實上，問題隻在於人們的鼻子常常離地麵太高而已！
以後，這成了費曼教授的保留節目：他先走出房間，屋裏的其他人各自從書架上抽出一本書來，堆在一起，然後他走回來，能準確地指出某一本書是哪個人碰過的，而且屢試不爽！別人都以為這是什麼魔術，無論如何不肯接受費曼的解釋：人手的氣味差異很大，你自己試試就行了！
費曼興趣廣泛，但也僅是對科學感興趣。他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書時，學校規定必須選幾門人文課程，無奈，他隻好選了同科學聯係最緊的哲學課。課程結束，要寫論文，因為整個學期費曼隻從口齒含混的教授口中聽清了“意識流”三個字，所以他決定以此作為自己論文的題目。
按照國內文科學生的做法，接下來要做的事大概就是跑圖書館、查資料，先看看別人怎麼說，再決定自己能怎麼說了。但費曼的做法完全不同。他想解答這個問題：睡覺時我們的思想會突然停頓下來嗎？如果是，那麼我們的意識流是如何停頓下來的呢？
接下來的四個星期，每天中午費曼把房間裏的窗簾拉下，關掉燈、睡覺，然後觀察自己入睡時發生的事情。晚上再睡一次，這樣他每天就有兩次觀察的機會。
他的論文獲得通過並獲得好評。但這個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了一門他並不看重的功課而寧願挨過四個星期昏昏沉沉的日子，重要的是他麵對論文題目時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實驗而不是跑圖書館。
費曼常常會花許多時間在那些看上去毫無意義的事情上，對一個科學家來說，不知這算是生命的浪費，還是必需的執著。
有一個星期天，他坐在普林斯頓研究院的餐廳裏。旁邊有些人在玩耍，把一個餐碟丟到空中，碟子升起時，邊飛邊擺動，碟子邊緣上的紅色校徽也隨之轉來轉去。
閑坐的費曼開始著手計算碟子的運動。結果發現，當角度很小時，校徽轉動的速度是擺動速度的兩倍。他興衝衝地跑去把他的發現告訴同事。同事的反應是：“費曼，那很有趣，但那有什麼意義？你為什麼要研究它？”
費曼老實地回答：“不為什麼，我隻是覺得好玩而已。”
這個回答不能代表所有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的動機，卻能告訴我們，對這個世界缺乏敏銳關注和好奇的人，注定不會在科學研究上有什麼出息。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毫無意義的。
費曼繼續推算盤子轉動的方程式，並進一步思索電子軌道在相對論狀態下如何運動，接著是量子電動力學。看上去這一切都毫不費力，也毫無意義，可結果呢？
費曼後來這樣總結他的工作：“結果卻恰恰相反。後來我獲頒諾貝爾獎的原因——費曼圖以及其他的研究——全都來自於那天我把時光浪費在一個轉動的餐碟上！”
“我們的教育患了癌！”
費曼一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學院度過的，有40年之久。他最不理解的是，為什麼有的人不是通過了解而學習，隻是靠死記硬背，把樂趣變成了刑罰。費曼的困惑來自於他的巴西之行。
在巴西裏約大學，費曼做了一年的客座教授。授課內容是電磁學方麵的高級課程。在那裏，他發現了兩個奇怪的現象：
一是學生們從不提問。有個學生告訴他原委：如果我提問，課後大家都會跑來怪我，為什麼要浪費大家的時間？我們的目的是學東西，你卻要打斷他去提問。
二是麵對同一個問題，有時學生馬上答得出，有時卻又一片茫然，完全不知所雲。
漸漸地費曼發現，巴西的學生上課時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裏，把教授講的每個字記下來，當教授重複那句話時，他們逐字檢查，確保沒有寫錯。在自傳裏，費曼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有次下課時，費曼問一個學生：“你抄了那麼多筆記——接下來會怎樣處理它們？”
“噢，我要好好地讀，”學生回答，“然後考試。”
“怎麼考試？”
“很容易的。我可以告訴你一道考題：在何種情形下兩個物體是相等的？答：如果相同力矩造成同等的加速度，那麼兩物體是相等的。”
費曼隻能搖頭，他們有辦法通過考試，但除了背下來的東西外，他們什麼也不會。這樣的情景對中國不會陌生，中國與巴西同列“金磚四國”，連課堂都如此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