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被理學家頗為忌憚的點。
比如曾剃頭，就評價過，說這種學問最可惡。
張己伐物，專抵觸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隻言片語，變更故訓，另創一義。
曆史上曾國藩最擔心的方向，恰恰就是大順此時新生代儒生走的方向。
解構儒學體係，弄些隻言片語，孔孟言語，先秦典籍，另創義理，變更古訓，以迎合社會發展的需求和現實情況，達成群流附和、堅不可易的效果。
而這麼搞，實質上就是某種程度的【揚矢周孔】。
因為從董仲舒開始，一直到宋儒，才最終把儒學整合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體係。下到黎民道德、中到治國思路、上到宇宙道統，這一套體係是完整的，所以周孔之學方能經久不衰。
而這群搞考證的開始，看似是在【明正先儒，使聖賢之旨明於天下後世】，但實際上卻是在通過不斷瓦解已有的體係。
沒有後世的注解、體係、道統、整理，周孔之學是幹巴巴的，不能作為下到黎民道德、上到宇宙道統的完整體係的。
這正是當初毛奇齡、李塨等人的擔心之處。所以當初才會警覺無比，認為這是可能會【揚矢周孔】。
純粹的周孔之學，是立不住的。甚至在戰國時期就立不住了，最後是融合了諸子百家進行了自我修正，才算是站住了。
考證，會讓很多東西，被考證出來那壓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學，而後世的體係很多都是依托那些東西搞出來的繼續考證，問題越來越多，《尚書》已經出事了；早在東漢，何休就懷疑，《周禮》壓根就不是周公所做，純粹是“六國陰謀之書”；到後期，更是懷疑純是王莽改製時候自己編的，《周禮》根本就是“三流書不配為經”其實很多人都明白，隻靠基本聖經，撐不起整個封建時代。
那麼，依照“六國陰謀之書、韓申之學”的《周禮》而變法的王安石；重視虞廷十六字訣而創學的陸、王；曲改先賢本意、糅雜佛心的程朱……這些人，要不要開除他們儒籍？
還是說，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時代所需”，秉持的還是儒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
若是時代所需，那麼時代在變，儒學要不要變？
俱往矣，如今的情況，如今的現實，又是王、程、朱、陸、葉、陳等等都無法解決的。
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通過孔孟的“隻言片語”、“斷章取義”，來創建新的、時代所需求的“義理”？
斷章取義，本來就是聖人所用的辦法。聖人講詩，不也是斷章而取其義嗎？
那麼，這義怎麼取？
就像這些食物的出現、流行，裏麵自有一些規律，必有一些原因。
那麼，是否可以從曆史、地理、現實、盛衰、天文、自然中，總結出這種類似的規律呢？
更近一點說，江蘇的富庶，是否能夠總結出其中的規律和原因，並且推之於全國？
使得天下百姓，達情遂欲，先富後教，而王道備呢？
這種想法，對於來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的權哲身而言，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可對孟鬆麓而言，心裏肯定是十分矛盾的。他的老師，以及學派的一些人，搞得那個鄉約鄉賢村社的嚐試，敗的一塌糊塗。
以至於孟鬆麓的內心，其實已經有所動搖，覺得自己學派搞得這一套東西，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
是自己這邊走錯路了。
不過他也算是君子了，道德還是有的，他倒是也不否認這些年改革帶來的好處，否則他也不會向權哲身推薦這本野心勃勃的小冊子了。
隻是，權哲身固然在之後前往南通的途中，和孟鬆麓相談甚歡、大受震撼。
但等到了南通之後，權哲身漸漸體會了一些孟鬆麓根本無法體會到的東西。
他們抵達南通的時候，從阜寧到南通的運河剛剛通航，大量的船隻堆積在天生港。
孟鬆麓不無自豪地就隨口說了句。
“自改革以來，昔日名不見經傳的南通，如今繁華竟勝揚、淮。原本耕為主業、織為副業。而今許多家庭，已是織為主、耕為副。一月所織，數十人所穿。”
“趙兄看到這些船了嗎？都是往來南通運布的。布換糧米，百姓多得其益。”
權哲身看著那些正在裝布的船，並不能感受到孟鬆麓那種內心不自覺的自豪，反而苦歎道：“這些布，賣到我國，我國紡布之輩，盡皆失業，無以謀生。軍布之稅，良人又不能不繳。辛苦種出稻米，盡數全到了上國百姓口中，我國國人耕者竟不能食米，反倒是上國傳來的種甘薯的手段行於全國。一畝田，半畝為稻納米納布、半畝甘薯自食為餐。”
“吾師言：本國之困，自興公伐日開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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